插队往事(上)
今年6月23日,我回到沁县长胜村,感慨颇多。县政协要编《知青岁月》,向知青征稿,不禁让我回想起50多年前的插队往事。
我是北京师大一附中67届初中生。1968年,上山下乡进入高潮。12月有一批到沁县插队,我在学校报了名,1969年1月9日离开北京。
出发前,我们商议,以徒步考察方式,前往沁县。开始有20几个同学响应。变数很多,最后只剩杨小平、文重萍和我,组成了一个小小的“长征队”。
杨小平是66届高中生,长我4岁,是校革委副主任。他父亲杨伯箴是北平地下党领导成员,曾任中国驻瑞典大使,当时挨整。这让他参军无望,退而求其次,只好插队。后来父亲东山再起,出掌北京外语学院,他1972年上了北京师范学院,现定居美国。
文重萍是66届初中生,长我1岁。他是家中长子,有主见,敢担当,唱歌、演讲、书法都有一套。父亲是湘蜀餐厅的川菜厨师。我们插队,吃了一年没有油水的粗茶淡饭,回北京探亲,一人出两元钱,请他父亲采买食材,在家为我们做了一席川菜,舌尖上的记忆,终生难忘,以后再高档宴席的美味,都无法超越。
我们三人把行李运到沁县。背着简单的背包,打着红旗上路,每天步行7、80里,饱览北国风光。沿途各地,出示介绍信,便可免费住宿。领到伙食费每天四角,一路就餐。三人一路天南海北神聊,从时政,到历史,别有一种浪漫。途中遇到一队天津知青,有男有女,20多人,一名教师带队,比我们秩序严整,他们前往山西平陆毛家山插队,一出发就是新闻关注的典型。
我们三人,走了20多天。参观的重点一是河北平山西柏坡七届二中全会会址。原址已被岗南水库淹没,只能看迁移复建的展览馆,当时参观者很少。
从冰上穿越岗南水库,进入山西,便来到昔阳。大寨村人头攒动,陈永贵每天出来和参观者见面握手,我们也握了。在地里还见到正在干活的老支书贾进财,亦握了手。我后来以此写了一首诗——《和大寨老英雄握手》,发表于《北京新文艺》。当时对大寨十分仰慕,想到农村学习实践。到了沁县,和农民共同生活三年,才生出疑惑。
在长胜村一起插队的同学有20几个,大多毕业于北京师大一附中。年纪最大的21岁,最小的14岁。全村六个生产队,每个小队四、五名知青。我和文重萍分到六队,同队的还有齐新建、刘文利、杨英三名女生。
当年住过的窑洞
农民自称受苦人。我受苦感到最大的挑战是饥饿。社员一年才分300来斤原粮,没有自留地,只好年年寅吃卯粮。知青下乡第一年,国家供应528斤原粮,每月44斤。加工成米面,只有38斤,一天不到1斤3两。如今副食充裕,一斤米够吃几天。当时没有肉蛋蔬菜,油也很少。春耕夏锄,披星戴月,上工时间长达十几个小时,劳动强度很大。知青自己开伙,按计划吃粮,早上半斤玉米面煮窝窝,中午一大碗和子饭,晚上一大碗小米稀饭,一会儿就消化完了,在地里干活,饿得前心贴后心。农家先紧下地的人吃饱,看我们吃不饱饭,直叹知青惜惶(可怜)。秋天生产队加夜班,队里用集体的米面烙饼,一张四两,我竟吃了五张。以后,知青自己养了猪,种了菜,冬天回家探亲节省的粮食,拿到农忙时吃,才摆脱了饥饿。
对肠胃的挑战还没完。1970年冬天,山西省农村开展整党建党、一打三反、农业学大寨运动,选择一部分大队进驻工作队。我和知青张惠文,军转干部牛文亮、沁县中学教师老夏组成一个工作队,进驻了本公社轻城大队,工作队长是公社秘书老王。那年国务院召开北方农业会议,沁县估产达纲要,县革委会副主任出席了这次会议。谁知这年冷得早,推广的晋杂5号高粱生长期长,没有完全成熟,早霜就下来了。全县实际亩产连300斤也达不到。县领导不相信实际产量和估产差距这么大,为了按估产完成征购任务,掀起了反对瞒产私分风暴。某畜牧业先进村,以往饲料粮留得比较足,这次被抓典型,村支书和主任在全县三干会上被当场逮捕,吓得全县农村干部风声鹤唳,只好回去一遍又一遍地打场,一车又一车地交粮。农民眼看交罢公粮,剩下的口粮已经吃不到春节,都着了慌,只好以糠代粮,应付饥荒。变化马上在派饭体现出来。按规定,工作队员挨户轮流吃派饭,一天交一斤三两粮票,三毛钱,往常农民尽量给做些好饭。但饥荒降临,农民也顾不上许多。那些天家家派饭都吃糠窝窝,拿起来就散,双手捧着吃,粗糙得咽不下,只好蒸锅水往肚里灌。转业军人牛文亮说,老百姓做饭有困难,我们不能自己开伙?大家采纳了他的意见,于是我们不再派饭,吃起了小锅饭。不久,公社知道了,批评我们不和社员搞"三同"。没办法,只好重新吃派饭。
好在沁县征过头粮的事,很快被李顺达知道了。李顺达是农民出身的中央委员,知道农民的疾苦。他发话,不管怎么,也得让老百姓一年吃上300斤粮食。于是,征的过头粮又一马车一马车地从县粮库拉回来。这样,我们才结束了吃糠的日子。
我在工作队干了七个月,重新配置了那个大队的领导班子,便回到长胜村。秋收社员分粮,上面让知青司称。明明有磅称,队长仍然选择木杆称,二人抬着称粮。称杆翘得高高的,农民就能多分些口粮。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农民和政府博弈,我的同情心到了农民一边。
实行包产到户,取消人民公社,结束粮食统购统销,1990年代初我回过一次长胜村,见到原先的副队长,他说,现在和你们在那刹不一样了,虽说还是没钱花,能吃饱了。
知青曾经演节目的戏台
我们村知青,很快以文艺表演出名。同学当中,丁振刚喜欢音乐,不但擅长乐器,还能作曲,文重萍、张惠文、张军等都有表演才能,排了一台节目《收租院》,很被县里看中,名声还传到晋东南专区。以后,不管农忙农闲,只要县里需要,长胜文艺宣传队就停工排戏。后来,沁县修铁路,好几位宣传队的骨干,被收入铁路民兵团。
我不会唱歌跳舞,喜欢写作,仿《长征组歌》形式,写了知青组歌。请丁振刚谱曲,其中有一首“风梳头,雨洗脸,思想红,意志坚”,居然在同村知青中传唱开来。
长胜村供销社
我还牵头做了一件事,在村里供销社门口,办了一个小评论专栏。计划经济时代,生活用品短缺,农村更加短缺。村里供销社进点紧俏商品,大队干部近水楼台先得月,村里的小学教师十分不满,找到知青,我们就把这事上了小评论。无权无势的农民称快,干部对我们也没办法。小学教师有文化,为什么自己不说话,要让知青出来说话?其实,他们害怕打击报复。知青是外来户,初生牛犊不怕虎,才敢公开说点真话。
小评论办得正火,母亲来电报,说父亲病危,让我回京。我插队下乡之后数月,父亲到了湖北沙洋五七干校。没几个月,他就病了。冬天我回北京,父亲从干校来信,要我在北京多呆几天,实际上他正在申请回京。我急着弄小评论,不料回村才几天,父亲被同事专程送了回来。我只好再次赶回北京。父亲已是肝硬化晚期,在医院的病床上,腹胀如鼓,说话都已经很吃力,十几天就去世了,年仅52岁。从此,我家失去了主要经济来源。母亲工资不高,要维持外婆和妹妹的生活。我已经成年,不好意思再向母亲伸手。生产队里分值不高,欠款户多,我是长款户,账上有钱领不出来。我到外村当工作队员,每天吃派饭三角钱,祟粮食得一角钱,县里补助一角钱,另外一角钱得自己出,我手里攒了几元钱,不敢乱花,否则,吃派饭就没钱了。
同学李时民的命运让我难忘。他在师大一附中读高中期间,学校搞思想革命化运动,号召学生向组织交心,他交出了一本日记,记录了真实思想,被学校定为反动学生,记入档案,加上父亲是伊斯兰教职人员。他背着黑锅下乡,招生、招工都没他的份儿,其他知青参加宣传队、工作队,也与他无缘。收工之余,下两盘象棋,抽几口水烟,就是他仅有的乐趣。干部知道他被打入另册,普通社员的反映却是:还是李时民那汉子能受苦。要论出工,知青里谁不如他多。他在村里待了十年,才病退回京。没过几年,便因心脏病去世。他只活到40几岁,几乎没过几天舒心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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