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家务劳动及其分工是婚姻家庭研究与性别研究领域的经典议题。在本研究中,家务劳动被定义为日常生活中维持家庭运转而必须开展的一切无报酬劳动的总和。这一议题之所以经典,是因为它对现实有着深切的关照,在日常生活的场景中串联起个人、家庭与社会要素,并透射出经济发展、家庭文化、劳动关系、社会交往、性别观念与实践等重要问题[1]。与此同时,家务劳动与分工的经典议题具有旺盛的生命力:着眼于细分人群的研究往往能够有全新发现,在具体时代与情境下的考察使得捕捉家务劳动与分工发展的新动向成为可能。

新冠疫情期间,笔者发现身边亲友对家务劳动的言说骤然增多。家务劳动跳出原本隐于日常生活的状态,一跃成为集结诸多交流、讨论与思考的热门话题。在家庭应对新冠疫情挑战的策略组合中,家务劳动从事方式与家务分工的调整变化赫然在列。以此现象为切入点,笔者将目光投向城市双薪有孩家庭,通过考察构成核心家庭的夫妻对于家务劳动及分工的状态陈述与情感感知,揭示家务劳动在新冠疫情前后从“隐匿”到“可见”再复归“不可见”的变化,进而讨论变化背后的原因。据此,本研究提出两个核心问题:第一,城市双薪家庭成员如何理解家务劳动及其分工,其家庭内部的家务分工呈现哪些模式、受哪些因素影响?第二,新冠疫情如何塑造家务劳动及其分工的“可见化”趋势,这一趋势在后疫情时代又会走向何方?

本研究是对家务劳动与分工这一经典问题的时代性考察、前沿性展望与理论方法层面的探索。一方面,本研究的对象构成了当代中国大中城市内最主要的一种家庭组织样态,而“双薪育儿”也代表着当下最为普遍的生活工作方式与家庭安排[2]。研究关注的“70后”“80后”人群集中面临工作、家庭、养老、育儿的挑战——作为家庭生活中的基础问题,它们会时序性地向下一个年龄队列(cohort)传导[3][4]。由此,记录并分析当下“70后”“80后”的情况将成为后续针对城市双薪家庭家务劳动研究的基线。另一方面,本研究紧密结合时代情境,敏锐捕捉新冠疫情对城市家庭的影响。同时,家务劳动与分工作为载体与媒介,将本研究链接至新冠疫情期间的家庭关系调整、家庭沟通模式变化、家庭成员心态转向等问题,大大拓展了研究外延。此外,本研究提出家务劳动与分工研究的二元分析框架,将客观状态和主观感知共同纳入分析体系,借助恰适的质性研究方法,收集、处理家务劳动状态与感知的数据。这一思路方法对领域内的相关研究具有借鉴意义。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框架

家务劳动作为一个学术议题进入研究者视域,其最初的立足点是对家务劳动价值的经济学解析。卡尔·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在其晚年进一步完善资本理论的过程中,明确指出家务劳动是生产劳动的一种形式,论述了家务劳动被忽视的经济价值及家务劳动从事者在资本体系中被剥削的状态[5];夏洛特·吉尔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则从女权与社会改良的立场出发,呼吁将家务劳动作为一种经济活动分析,作为理解妇女经济状况的关键[6]。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共同构成家务劳动研究的理论与思想渊源。20世纪上半叶,家庭经济学领域开展了一系列对家务劳动工作量计量的尝试和对家务劳动价值货币化的政策呼吁,但影响力相对有限[7]。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劳动市场,传统的家庭关系悄然发生变化,家务劳动也在第二波女性主义思潮对女性性别角色的再定义和女性主体性的觉醒过程中得到更多的学术关注,这一过程促进了家庭社会学的转向[8],学科内涌现出一系列针对家务劳动时间分配与家庭分工的实证研究,并深入探讨了家务劳动背后的性别不平等、性别角色与权力关系[9][10]。

检视当代西方社会学界的家务劳动研究成果不难发现,该议题下的讨论往往指向社会不公正的内核,体现在性别、阶层和全球性地域差异三个维度[11]。虽然上述三者在既有文献中频频交织,但性别维度通常占据统领性地位。延续家庭社会学的传统,学界尝试打开家庭生活的黑箱,探讨家务分工背后的性别公平问题:一方面,学者围绕经济依附、性别气质、性别文化结构等机制展开了深入的理论讨论[12][13][14];另一方面,大量涌现的实证研究通过国别经验[15]与跨国比较[16][17]揭示了性别不公正在家务劳动领域的表征与逻辑。

家务劳动与性别研究的紧密联系业已成为一种学科范式。家务劳动研究从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性别理论汲取养分并搭建分析视角,而家务劳动及分工问题也成为捕捉性别不公正现象、探索其背后的制度文化因素的重要场景与切入点。这一传统在近年来家务劳动研究领域的新成果中得以延续。首先,基于更新数据和时序性数据的研究延续了夫妻经济收入、性别权力结构塑造家务劳动分工的经典主题,构成这一领域内实证研究的主体[18][19]。其次,围绕第三世界国家家务劳动与分工的经验研究大量涌现,描摹性别要素在不同文化情境和制度体系下的家庭中的展演,增加了议题探讨的广度与多样性[20][21][22]。再次,研究者敏锐地捕捉到一系列新技术与新议题对家务劳动样态与分工的影响,包括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的远程办公、在第三世界国家普遍推广的清洁炉灶技术与家庭能源转型在内的时代性主题,均在新近的文献中有所体现[20][21]。最后,2020年以来,新冠疫情对家庭家务劳动及性别分工的影响成为新兴研究内容,学者讨论新冠疫情带来的外部环境变化与一系列居家隔离、线上办公的新安排对家庭劳动分工的影响,并就新冠疫情期间的家务劳动对性别公平的影响给出了不同渠道的探索与说明[22][23][24]。作为一项基于当代中国家庭的经验考察,本文进一步扩充了家务劳动研究立足的文化制度多样性;同时,通过识别新冠疫情的影响,并将其链接至家务劳动与分工的性别公平这一经典问题,本文与既有研究进行充分对话,为评估新冠疫情对家庭与社会的作用力与作用渠道提供了来自中国的证据。

从事当代中国家庭研究的学者敏锐地捕捉到中国的文化制度传统与社会发展新动向如何共构家务劳动及其分工,并在这一问题的呈现过程中充分关照性别平等的核心主题。一系列优秀的实证研究依托调查数据探讨了中国家庭的劳动分工模式及其决定因素。家庭内在分工模式依赖于夫妻双方的性别角色观念、情感、时间可及性、结构性资源、家庭环境、时间利用方式等诸多要素[25][26][27]。夫妻双方的收入差异可能体现为一方对另一方的经济依赖性,进而调节家务劳动的分配比例[28],而家务劳动对收入的惩罚机制常常导致夫妻家务分工的马太效应,加剧家庭内的性别不平等[29][30]。另外,有学者发现,收入管理权在塑造家务劳动分工方面具有独立作用[31]。上述对家庭内部分工机制与影响因素的讨论均为本研究审视新冠疫情前后城市家庭家务劳动的样态与分工变化提供了线索。然而,在依托统计数据揭示家务劳动分工的实然状况之余,收集、分析家庭成员对家务劳动与分工的理解、表达与感受亦构成探讨这一问题的重要维度。

有鉴于此,本研究尝试提出一个二元性的分析框架,包括家务劳动与分工的客观状态与家庭成员对其的感知。家务劳动及分工的“状态”指向真实的劳动负担分配及其背后的公平问题,而“感知”则是家庭成员对家务劳动与分工的认识与感受,以及关于这一安排是否公平的个体性、情境性、掺杂情感因素的判断。既有文献对真实的家务劳动与分工状态有更多的讨论,而关于家务劳动与分工的感受则所涉较少。然而,感知维度的纵深决定了它在家务劳动与分工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它包含家庭成员对家务劳动本质的解读、承担家务劳动的动机、对家务劳动分工合理性的认识、对从事家务劳动的自我合理化过程等[32],以情感与价值作为链条,需要通过细致而体系化的质性方法才能触及私密的心理过程,获得相关证据。在分析中尝试结合家务劳动与分工的状态与感知维度,强调关注感知感受的不可或缺性,是本研究在理论与方法层面对既有文献成果的补充。

三、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质性研究思路,对19户城市双薪家庭开展了夫妻配对的深度半结构访谈。除家庭与个人的背景信息收集外,访谈主要涉及家务劳动、日常家庭生活、家庭关系、交流沟通、重大决策等内容在新冠疫情前、居家期间、患病期间、痊愈后的状态,着重采集受访者对变化及其原因的表述。2022年底,各地相继出现第一波新冠病毒感染高峰,本文19户受访家庭均有成员感染。为捕捉这一特殊情境下的体验,保证记忆的鲜活性,笔者组织课题组在2022年12月至2023年1月通过电话访谈的方式完成了主体数据的收集,并于2023年2-3月对部分家庭进行回访。研究共获得约78万字的录音转录稿,继而借助保罗·F.科莱兹(Paul F.Colaizzi)现象学分析工具[33]完成三个轮次的手工编码,就研究问题筛选出410个有意义的陈述段,进而汇集成91个聚类主题,并最终提取出包含8个核心主题的基本结构,用于实质性理论的建构。

本研究通过立意抽样方式选取受访家庭。为探索家务劳动及分工在城市家庭中的表征,关注城市居民如何在工作与家庭生活寻找平衡的微观过程,笔者选取的个案均为“双薪有孩”家庭,以反映当代中国城市家庭的最普遍样态。本研究一期调查选取12个北京市的家庭,在充分解析一线城市家庭内家务劳动与分工的状况与机制后,将访谈对象来源扩展至包括上海、大连、贵阳、南昌、大同、秦皇岛在内的其他大中型城市,以拓展经验的多样性,使得研究数据更为接近理想的饱和状态。数据表明,一线城市与二三线城市家庭在家务劳动及分工的样态与感受维度均存在基本机制层面的匹配。如表1所示,文章选取的受访对象为处在职业黄金阶段的“70后”与“80后”,并均育有1-2名子女,其核心家庭年收入为20万元至100万元不等。在不同年龄段的受访者中,由于养老与育儿这两项核心家务劳动与家庭年龄结构的相关性,其家务劳动的样态与重心或存在一定差异。然而,本文并非意在对比不同年龄段受访者家务劳动经验的区别,而是试图在不同维度的表述中寻找共性机制,从而将“70后”与“80后”共同作为“上有老,下有小”的一代人加以讨论,丰富了围绕家务劳动经验数据的多样性。研究也在部分“70后”围绕养老与育儿方面的既有经验与“80后”当下面临的问题与挑战间识别出互证与对话的关系。

为了避免远程数据收集过程中可能的信息偏误,本研究使用配对访谈与后续回访的方法实现信息的三角测量。课题组使用内容对应匹配的男、女版本访谈提纲,安排不同的主访人与丈夫、妻子单独访谈,以便通过比较获取性别视角差异,确认基本事实。后续回访中,课题组亦设计了验证问题,对关键性事实进行重复提问。

在公共社会空间中考察私密的家庭生活,选取正当的信息获取、阐释和展演策略绝非可有可无的小事。本研究中的工具设计和方法反思值得其他围绕家庭议题的质性研究借鉴。一方面,对家庭生活的叙述集合了大量情感,存在因视角与立场带来偏误的可能,引入三角测量是控制信息偏差的必要举措[34];另一方面,对家庭生活的转述与分析过程要求将个人视角和家庭、社会要素加以糅合,正如吴小英指出,家庭研究中需要“综合家庭和个人”,既需要避免“只见家庭不见个人”的理想化情境,也需要避免将家庭研究化约为个人经验[35],本研究的工具设计与分析模式均充分回应了这一原则。

四、城市双薪家庭成员对家务劳动样态与分工的多样化言说

虽然学界围绕家务劳动的必要性、无偿性与作为家庭再生产活动重要环节的意义,提炼出家务劳动的内核并给出了明确定义,辨明了家庭内部家务劳动分工模式背后的家庭、性别与社会逻辑,但家务劳动作为一种家庭的日常,每个实践者都在生活中为它建构了个体化的意义。在向研究对象询问“什么是家务劳动”以及“什么是家务劳动分工”之时,笔者获得了丰富且多样的答案。这些回答凝集了受访者在或长或短婚姻生活中的体验与感悟。

受访者围绕对家务劳动本质与意义的言说体现出三个取向。第一,从自身出发,家务劳动被认定为一种家庭成员个体的本分(4-WY-男-45,是基于顾家的特质和个人自觉(14-LJ-女-46)而形成的习惯。第二,从家庭与配偶出发,在受访者眼中,家务劳动的本质是为家庭做出时间与流动性的牺牲(15-ML-女-45),是夫妻共同经营家庭过程中形成的合作关系(14-LJ-女-46),多承担家务体现出对对方的心疼和照顾(8-XQ-女-44)。第三,从社会结构与制度出发,家务劳动被界定为一种凭附于家庭与婚姻之上的契约(6-DX-女-44),并呈现为基于性别特质、角色的劳动偏好(11-WD-女-43)。

同时,受访家庭中家务劳动的分工模式各异,围绕分工的状态与缘由亦是各不相同。一些家庭中的家务劳动责任呈现“毋庸置疑”“各司其职”的状态,“你让我饭来张口,我让你衣来伸手”,夫妻间的分工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得以固化(12-ZX-女-43);另一些家庭中,家务劳动分工则呈现为一种不刻意的状态(16-YY-女-43),由于夫妻各自完成家务的精力、能力与标准都差不多,故而可以形成一种默契,彼此配合完成家庭必需的家务劳动。诚如一位受访者所言,“家务分工追求的不是平等,而是平衡”(2-QJ-女-43)。此外,笔者发现,部分家庭的家务劳动分工安排由一位家庭成员主导,这与家庭内部的权力关系、成员对家庭的经济贡献相关。譬如,2号家庭夫妻收入悬殊,在家务方面,丈夫认可“谁赚得多谁说了算”(2-LK-男-33);又如,4号家庭中的妻子自恋爱期间起就一直保持着强势的地位,在这样的家庭权力格局下,丈夫肯定了“老婆在家说一不二,我干啥都被安排得明明白白”的家务劳动分工模式(4-WY-男-45)。与之相对,在更多家庭中,家务劳动分工则体现出一种自发性与主动性,这和家务劳动在家庭生活中持续涌现的特征相匹配:在一些受访者口中,“家务不等人”,故而不论丈夫与妻子,都应该“看见活了就干”,“若非搬个重物这样身体承受不了的活儿,一般都不等别人,自己能做的就赶紧做了”(16-YY-女-43)。继而,这些家庭中的家务劳动分工通常不必过多商量,即使夫妻间有家务类别的责任归属和“主内主外”的角色区分,但在日常生活中,还是会“谁肯操心谁就多干一些”(3-XN-女-34)。

在城市双薪家庭中,夫妻双方均不可避免地面对一定程度的家庭—工作冲突:家务劳动牵涉的时间和精力可能干扰工作表现与事业发展,而所处职业领域要求的投入也会阻碍夫妻双方对家庭责任的履行。有学者指出,这种双向的干扰是普遍的,或将带来一系列冲突与失调,成为现代人生活压力的来源[36];与此同时,家庭—工作冲突的表现、效应与应对策略又是个体性的,中国居民在二者间进行平衡、取舍时,更倾向于从传统东方社会的家庭观出发,优先选择家庭[37][38]。家庭—工作冲突是本研究中城市双薪家庭成员共同的处境,也是理解他们如何理解、言说家务劳动的本质和意义的重要背景。与围绕家务劳动的普遍学术定义不同,访谈对象口中对家务劳动的日常定义并没有直视其作为家庭再生产活动重要环节的重要意义与作为一种无偿性劳动、价值无法被货币化度量的矛盾。相反,他们基于日常生活经验的叙述倾向于将承担家务劳动转化为一种“顾家”的品质与家庭内部的平衡机制——前者强调成员对家庭的贡献、牺牲与投入,作为维系家庭运转的必要条件;后者则认可各自家庭中既有稳定运行的分工模式,并将家务劳动内化为一种生活习惯。围绕家务的言说方式,折射出受访对象回避在婚姻与日常生活中对夫妻双方的家务劳动投入以及各自创造的价值加以明确界定与划分的倾向,这究竟是一种对家务劳动本质认识的缺失、一种策略性的表达,还是一种文化性的观念?带着这个问题,笔者对受访家庭家务劳动的分工模式及其影响因素展开了进一步探索。

五、城市双薪家庭家务劳动分工的模式与影响因素

在参与本研究的19户受访家庭中,家务劳动分工呈现3类模式:11户家庭由妻子主要承担家务劳动,5户家庭由丈夫主要承担家务劳动,另有3户家庭夫妻承担家务量基本对等。在个人访谈中,夫妻对于家庭家务分工与各自承担家务劳动量的叙述大致匹配,偶遇丈夫叙述自己承担家务劳动多于实际比例的情况时,笔者会对存在差异的夫妻叙述进行再次核实,以确认基本事实不存在偏误。如图1所示,19户受访家庭中,夫妻家庭家务分工的模式与家庭收入贡献份额存在一定的匹配关系:主要承担家务劳动的一方,其家庭收入贡献份额通常不超过50%;而在家务分工基本对等的家庭中,除一户全年收入超过500万元的家庭外,另两户家庭的夫妻收入亦趋于对等。

此外,笔者发现,城市双薪家庭中多存在家务外向转移的安排与倾向。这种家务劳动的转移使得核心家庭的家务工作流向父辈、亲缘网络内的其他成员、雇用的劳动者与社会机构。如图1所示,19户受访家庭中,11户家庭当前存在较多转移(+)或几乎全部转移(++)的状况。这些家庭通常位于一线城市且年收入大多高于样本均值。家务劳动的外向转移催生了城市双薪家庭中第四类家务劳动分工模式。

不同家庭中的家务分工模式究竟从何而来?围绕这一问题,笔者通过对受访对象的生命史回溯与家庭现状评估,从个人、家庭、社会三个维度探寻影响家务劳动分工的因素。基于受访者的表述,笔者归纳、提取了一系列聚类主题,并最终建立起包含制度—文化性因素、权力—结构性因素、流动—外部性因素与个体—情境性因素四个分类的基本结构。

(一)制度—文化性要素

在许多受访者眼中,从事家务劳动与性别形象、性别规范紧密相联。在传统中国家庭中,父权制为男性家庭权利带来的制度性保障及其引申出的一系列文化实践,均使得家务劳动成为性别特质投射的载体,而家务劳动分工也不可避免地沾染了性别刻板印象。成长于晋北传统家族中的YL回顾了她原生家庭中的家务劳动分工与父母在日常生活中着力打造的性别形象,“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文化在其原生家庭中被具象为家务劳动决策和执行的分离。

我们家一直是爸爸人前说话、妈妈屋里做事。妈妈忍辱负重,好吃的永远先给儿女和丈夫吃,家里最脏、最苦、最累的活永远是她干。我小时候总觉得家里遇到事了爸爸会想着自己,但是妈妈完全没有自己……即便如此,妈妈在我们面前总是肯定爸爸作为家里顶梁柱的角色,爸爸负责拿主意,妈妈负责做事情。现在想来,我妈妈是在给我和弟弟传达一种家里男女有别、夫妻各司其职的传统思想。虽然我在自己小家庭的生活中会反思我妈的说法,肯定不会全盘接受这种观念,但多少也会受到一点影响。(19-YL-女-45)

与之类似,同样来自山西、当前在北京从事基金会项目工作的LJ直言“家里的家务没有分工”,她的婆婆、妈妈和丈夫共同建构了一种“女人做家务天经地义”的性别话语,让她感到无处可逃,最终接受了一己担起家务重担的安排。

在家里做饭、刷碗、收拾屋子、洗衣服、看孩子都是我来做。小时候在家里看我妈忙里忙外,我爸从不搭把手,潜移默化地就觉得家务是女人分内的事。我刚结婚的时候,我老公、我婆婆、我妈都告诉我(我自己)做家务就是天经地义的,我当时没什么感觉,就接受了这种安排。后来和朋友聊,发现家里的家务不应该是这样全压到自己身上,我于是跟老公说让他分担一些家务,结果他不仅不接受,还让婆婆和妈妈一起给我施压,我们因此吵过无数次,到最后实在不想再吵了,(我也)就默认了。(14-LJ-女-46)

制度与文化共构的性别分工不仅体现在家务劳动责任的不平等分配,也表现在家庭成员将特定家务劳动种类标签化、性别化的实践。在秦皇岛担任高校教师的ML笑称自己家彻底贯彻“男主外,女主内”的原则,连家务也有“内外”之分。而这种基于将家务劳动性别化的分工实践,最终固化为夫妻间的习惯与对彼此承担家务劳动的期待。

家里打扫卫生、做饭、收拾的活都是我干,我老公负责在外面买菜和买日用品,也负责修个东西或者搬移挪腾这些力气活。在他眼里,“出力”和“对外”的活男的做,琐碎的小活就应该老婆干,天经地义。他有点“大男子主义”,也不觉得我在家庭生活上的付出比他多……这肯定不合理,我也不满意,但这是多少年形成的习惯,改不了。(15-ML-女-45)

(二)权力—结构性因素

在本研究中,多数受访家庭的家务分工模式与夫妻权力结构重叠:围绕家务劳动的责任分配是两性不平等关系在家庭生活中的投射与延伸。夫妻权力差异首先体现在双方对家庭的经济贡献上,继而表达为经济强势一方对家务劳动分工的话语权。从事健身行业的LK,其收入远低于在银行担任高管的妻子。他是核心家庭中家务劳动的主要承担者,而他也坦然接受了这种安排。

主要看谁赚钱多,她赚得多她说了算,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嘛……我肯定也想在外面多赚点钱,但像我这样,家庭也好、出身也好、教育也好,都是比不过她的。外面社会上的那些事,她比我有经验、能判断,家里面的粗活累活她干不了就我来干,我觉得现在这个状态就是我人生最好的状态了。(2-LK-男-33)

LK家庭的情况印证了前文图1中19户受访家庭中夫妻承担家务劳动量与家庭收入贡献份额间的关联。通过进一步探索城市家庭成员从事家务劳动的决定因素,笔者发现,夫妻的工作性质与工作状态也深刻地影响着家庭内部家务分工的模式。一方面,二者间的联系表现为工作挤压生活的现实。譬如,在12号家庭中,丈夫作为工程师常年在外出差,家里的事情只能落在妻子ZX的肩上;又如,11号家庭中在国企工作的丈夫WD和在律所担任合伙人的妻子WD,由于妻子工作太忙、长期加班不着家,故而在他们家中由丈夫主要负责家务。另一方面,工作的性质与状态也以夫妻间的权力关系格局为中介,对家务劳动分工施加影响。LJ因为生育辞去工作,孩子降生后,她旋即回到北京,却在再就业过程中遇到了一些波折,有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在家灵活就业。在此期间,LJ承担了养育幼子与家中的全部家务劳动,但这些时间与精力的投入无法得到丈夫的认可与理解,工作的不稳定性使得她在与丈夫的关系中处在绝对弱势的依附性地位,生活举步维艰。

那段时间是我的“噩梦”。因为之前我的工作积蓄被存进家庭的定期账户,我只能靠老公给的钱生活。他定期给我200块家用,但总是质疑我乱花钱,甚至有一次还查了我的钱包。后来我觉得不能在经济上完全依赖他,就接了一些转录的工作,但因为我在家里包办所有的家务,孩子又小,总是依赖我,还老是来拍我的键盘,我转录的速度很慢。我老公看到我的工作进度,非常不满意。(14-LJ-女-46)

此外,夫妻原生家庭对其核心家庭的投入与支持也是维系家务劳动分工背后权力结构的要素,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不对等的经济投入上。如ML所述,原生家庭的经济实力差异与结婚时双方家庭悬殊的经济支持奠定了她与丈夫不平等的婚姻基础,也成为她一直以来心理上对丈夫抱有亏欠感的来源,继而,在婚后承担更多的家务劳动成为她“补偿”丈夫的方式。

从我们谈恋爱那阵子开始,我就觉得配不上他。我们结婚的时候,SJ家全款买了婚房,但我爸因为那段时间生意上出了问题,一分嫁妆钱都没出,他爸妈一直在意这个事……我本来就愿意为他付出,也想着在结婚后的生活里补偿他,(家务)我多做一点他就能轻松一点。(15-ML-女-45)

(三)流动—外部性因素

工业化、城市化大潮下的中国,悄然改变的家庭组织形态与功能使得家务劳动外向性转移成为一种普遍安排[39][40]。家务、育儿等职责从核心家庭流向扩展家庭、家政服务市场、社会福利体系,这一趋势多见于城市双薪家庭,本研究中访谈对象的家庭也反映出这一趋势:家务劳动的外向性转移构成了受访家庭中的“第四类”家务分工模式,家务劳动职责流动的可能性与家庭面临的外部支持环境共同决定了实践这一家务分工新模式的状态与前景。

家务劳动的代际流动是最普遍的外向性转移模式。本研究中,几乎所有受访的夫妻都存在无法兼顾工作与家务劳动故而向父辈及扩展家庭中其他成员“借力”的情况,育儿则是家务劳动代际转移的核心内容。然而,对于城市的一代移民而言,老家父母对家务劳动的援助通常又是不连惯、不可持续的,移居成本高昂、家庭关系复杂、生活习惯差异大、对陌生城市生活的不适应等一系列问题造就了“老漂”尴尬、艰难的处境[41],使得长期持续的家务劳动代际转移无以为继。

前两年孩子小,我身体又不太好,只能搬来父母当“救兵”。孩子爷爷奶奶来北京待了几天后,觉得我们房子太小了,住得憋屈,不如他们在老家有院子,方便邻里串门,还能干些农活。后来就换我爸妈来,我当然也希望他们自由一点,能夏天去大同、冬天去海南,但家里离不开他们……在北京通常是我爸负责收拾屋子,我妈负责做一天三顿饭,他们轮流接送孩子,只有晚上我回来陪着孩子的时候他们才能出去遛个弯。我是知道他们的辛苦的,真不好意思让他们长期在北京待着。(16-YY-女-43)

继而,城市双薪家庭转向市场和社会机构寻求家务劳动外向转移的可能性。近年来,家政服务业遽然兴起,越来越多的保洁阿姨、育儿嫂进入城市家庭。这种家务劳动的市场化使得家务的跨阶层流动成为一种新趋势。家务劳动向市场的转移分散了家庭内部对家务性别意涵的分辨与思考,但家政服务行业对从业人员鲜明的性别偏好又为作为一种商品的家务劳动打下了深深的性别烙印。与此同时,社区的发展使越来越多城市家庭得以获取社会福利性质的育儿支持,妈妈们纷纷开始“抱团养娃”,使得育儿成为家庭生活与公共生活之间的连接点,大大减轻了陌生城市中原子化小型家庭的负担[42]。然而,社区公共育儿的权责在个人层面通常难以达到均衡。另外,社区功能的升级与基于邻里的女性照护支持网络或与城市文化、平均收入、市民社会的成熟程度相匹配。本研究发现,相较一线城市而言,贵阳、秦皇岛、大同等城市的社区与市民网络较少成为家庭育儿职责的转移对象,社区与商业的育儿服务的边界亦较为模糊。

大部分中国双职工家庭都要有(保洁)阿姨的,像我们家父母不来,主要我带孩子,孩子妈又忙,家务活必须有人做……我的经验是一个阿姨一般合作半年或一年,我们家换了快十个了。(11-WD-男-43)

孩子放学比较早,我从单位到家要六点多,有两小时的时间差。其实小区里几个认识的妈妈平时会轮流接孩子,之前我也会请她们帮着接,或帮着看一下,但我的工作太忙,轮到我出力的时候我回不来,之后也就不好意思再加入她们了……小区里还有专门的托管机构,我们后来请机构的老师帮我们接孩子,然后送到家。家里有带摄像头的那种门铃,我看到每天孩子都平安到家就放心了。(13-LH-女-45)

与家务劳动无法持久的代际转移和问题重重的市场、社会转移相比,技术重构家庭内部的家务劳动分工成为一种新近趋势。受访家庭的经验表明,物流技术、智能家电技术均对夫妻间的劳动分工产生了本质性的影响,而互联网与物联网时代的到来从信息、设备购置、成本等维度大大降低了他们的技术获取门槛。如现居秦皇岛的高校教师SJ所言,“与新技术共舞”已经成为城市家庭生活方式的一部分。

没有快递的时候,媳妇说让我扛一袋50斤的大米回来,我肯定义不容辞;而逛超市买床上用品,甚至内衣、袜子之类的东西,一般还是女同志做比较合适。但网购完全解决了这个问题,现在购物不存在方不方便、好不好意思,手机一点就送到家门口。我们家的购物现在不分工,谁看到缺什么就直接网上下单。(15-SJ-男-44)

(四)个体—情境性因素

在城市双薪家庭之中,夫妻家务劳动分工模式的生成与固化也受一系列个体、情境性的因素影响。个人习惯与对家务的标准要求通常会成为家庭成员选择以特定方式从事特定家务劳动的原因。

我们俩在家务方面主要是分工,很少合作。我老公是个典型的理工男,他认为两个人在厨房纯属浪费时间,为了效率我俩一定只能有一个人在厨房,而他又厨艺不精,所以久而久之厨房就成了我的专属地盘。(19-YL-女-45)

他比较挑剔,不过好在他也乐于主动承担家务。我们家的家务都是他看不下去我做的而揽过去的,比如我在晾衣服,他总说我没抖平整就往上挂,在他看来不合格,然后他就会主动把衣篮接过去自己来晾。(1-CQ-女-33)

与YL、CQ的经验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发生在14号家庭中的一次冲突。在北京担任基金会项目官员的LJ在其家庭中处于经济上的弱势地位,也一直任劳任怨地承担几乎全部的家务劳动。近来,这种家务分工的格局突然被打破:发火成为LJ的抗争工具与最为激烈的意见表达方式,将她隐于日常生活中的家务劳动付出及其意义拉至台前,这也成为重塑夫妻间家务劳动分工格局的一个契机。

(我丈夫)他对吃特别讲究:面条要吃手切的,馒头要吃现蒸的,这慢慢成了家里的习惯,我再累他也要吃我手工做的面食。有一天我从外面买了机器切面,没想到这成为我们“战争”的引爆点。他说我“不顾家”,我说他“吹毛求疵”,我也没想到最后会闹那么大,我觉得这种无端的指责无法忍受,这次不激烈反抗还会有下次,所以我砸了好多东西……我儿子现在还打趣我说“妈妈发起火来像一只母老虎”,当时我丈夫也被震慑住了,事后他主动跟我说他来试着做面食,做了一两次,他嫌麻烦,我们家就开始从外面买馒头和面条了。(14-LJ-女-46)

此外,本研究的受访对象对家务意义的解析也呈现为一种个体性、私人化的过程。当被问及家务劳动分工源自何处时,“自觉”是受访者频繁提及的关键词,在许多受访家庭中,家务分工的议题甚至不会进入家庭交流的范畴。这一观察应和了前文受访者围绕家务劳动本质的言说所指向的家务劳动分工“自发性”特征。诚如在大连一所重点初中任教的XQ所说,“家务不属于女人,也不属于男人,家务属于看不下去的人”(8-XQ-女-44)。

综上,本研究围绕家务分工影响因素的现象学探索揭示了城市双薪家庭中日常分工模式背后的复杂机制。城市双薪家庭中的家务分工内嵌于社会性别规范、家庭性别权力结构与家庭面临的外部支持条件,同时呈现社会性与个体性的双重特征。在日常生活中,家务劳动之于家庭再生产的重要意义并不会在夫妻间被反复提及和讨论,家务劳动的价值也不会以货币的形式被计量。家务劳动通常隐匿于日常生活中,家务分工亦通常隐匿于夫妻的言说之中。此外,研究发现家务劳动的形式与分工受到外部情境的影响,而新冠疫情作为中国家庭共同面对的特殊的情境,重塑了家务劳动在城市双薪家庭的日常生活中的状态:疫情使得家务劳动走出“隐匿”,变得“可见”。

六、“可见化”的劳动:新冠疫情期间城市双薪家庭家务劳动的样态、分工变化及其原因

三年来,新冠疫情极大改变了万千家庭的生活日常:经济下滑带来的外部压力、出行限制带来的空间区隔、疾病风险带来的焦虑情绪、隔离居家带来的生活模式转换,种种要素共构了中国家庭面临的严峻挑战。新冠疫情期间,家务劳动在家庭生活中趋于“可见”,相较此前被“视而不见、避而不谈”,家务劳动的样态、投入、意义、分工重新回到家庭成员的视野,并在家庭内外激起了更多的言说、讨论与反思。针对19户城市双薪家庭的访谈表明,新冠疫情带来家务劳动的数量、种类与方式发生显著改变,新冠疫情期间人员流动性的下降阻断了家务劳动外向转移的路径,使得家务劳动回到核心家庭。此外,新冠疫情也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了家庭生活和工作的样态以及二者间的关系,并悄然影响着家庭成员的相处与沟通模式,催生了他们对家务分工的反思。基于对访谈文本的整理,下文归纳、呈现新冠疫情期间家务劳动“可见化”的四类表征与动因。

(一)新冠疫情引致家务劳动数量、种类与方式变化

新冠疫情期间,对于城市双薪家庭而言,长期居家生活、子女线上学习,意味着家务劳动随着家庭成员回归家庭。围绕家庭生活中的忙乱,许多受访者给出了生动的描述。北京的基金会项目官员LJ时常觉得“自己要飞起来”,因为一家三口都在家,家务成倍增加,一件件事需要她“小跑着做、飞着做”(14-LJ-女-46)。无独有偶,当被问及新冠疫情期间每天花费多长时间在家务劳动上时,秦皇岛的高校教师ML提及家务“总是没完没了”——“家里有人就有家务,四口人从早到晚都在家,家务是做不完的”(15-ML-女-45)。

除了家务劳动量的普遍增加外,大量全新种类的家务也在新冠疫情期间的日常生活中涌现出来。由于调研正值2022年底的感染高峰期,对患病家庭成员的照护成为一种全新的家务劳动类别进入千家万户。病人照护劳动的爆发性与普遍性使之一时间成为人们讨论的话题,变得“可见”。北京的高校教师YL一家在2022年12月相继感染新冠病毒。她的三口之家与她父母分居于两个相邻的小区中。新冠疫情期间,照护家人的重担全部落在了她的身上:她需要穿梭于两家之间,为家中的病患提供物质与精神的支持,这段经历使得YL感到身心俱疲。

我先生比较会表达,有什么疼痛、什么需求,他都会说出来,自从生病的第一刻起,他就每天都躺着,我承担了家里所有的家务,包括给他倒洗脚水、给他擦脸这些,他完全变成了一个“植物人”一样的存在……我父母比我们先阳一周,之前都是他们过来我们这边帮忙,但在这一周里反转了,变成我照顾他们。我要给他们买菜,做好饭送到他们家门口。老人对疫情非常恐惧,他们会在微信、抖音上看到很多谣言,也会相信朋友们口中迷信的说法,我还得打电话不停地去宽慰、劝说他们。(19-YL-女-45)

新冠疫情也改变了部分传统家务劳动的从事方式,大大增加劳动种类的时间与精力投入。物资采购、烹饪等皆是如此:往日对于城市家庭而言较为轻松的采购劳动成为许多受访者口中的“物资战争”,而日常家庭烹饪的复杂程度与难度亦显著上升。这些变化往往会被劳动的从事者敏锐地捕捉,并在家庭领域内被反复言说,或作为一种应对策略的探讨,或作为个人的抱怨,或作为一种“有必要告知家庭成员的公共事务”。这种由变化引发的关注与言说使得之前一成不变、隐于日常生活习惯中的家务劳动变得“可见”。

只要一封控,楼下菜店马上就会被抢光,所以我天天要想着怎么储备好物资以防万一。平时我的好几个购物群一直都“嘀嘀嘀”响着,我要随时观察疫情动向,一有风吹草动,马上和老公奔向超市。疫情期间囤货特别费精力,弄得我一直精神紧张。(4-SJ-女-44)

疫情期间三口人都居家,早餐就不能对付了。我要把孩子和爸爸的早餐都做好,因为孩子和爸爸的早餐不一样,孩子是牛奶面包,爸爸喜欢吃中式的,比如烧饼、咸菜馒头、粥或者鸡蛋汤,所以我每天得做两种不同的早餐。(14-LJ-女-46)

同时,新冠疫情促使与家务劳动相关的新技术、新设备进入家庭,带来一系列可观察、可感知的变化。新兴技术与设备在分担家庭成员的家务之余,也引入了全新的劳动类型。如长住北京市区的4号家庭,新冠疫情期间家务自动化程度有着显著提升,但此前日常由女主人主要承担的洒扫清洁工作被转换为机器的购置、功能学习与维护,并落到了男主人的肩上。

我们家现在实现了全自动清洁:床单被罩交给洗衣机,打扫卫生交给扫地机器人。那个扫地机器人真给力,每天在家转圈,地上看起来不脏,实际上它一吸一扫,能收集到不少猫毛、灰尘、垃圾。不过机器只解放了我老婆,我要负责选型号、研究说明书,每天还要清理机器,倒是没怎么给我省事儿。(4-WY-男-45)

不难发现,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大多数城市双薪家庭中的家务劳动均出现一系列变化,体现为数量的增加、新家务形式的涌现和劳作方式的“升级”。这些变化恰似一道道涟漪,泛起在业已固化的家务劳动模式与分工模式之上,使得家务这件日常生活中的“小事”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引发更多的观察与思考。

(二)新冠疫情阻断家务劳动的外向性转移

为了阻断病毒传播、为疫情防控争取时间,新冠疫情期间,各地实行了不同管控措施,大大降低了人员的流动性。对于城市家庭而言,人员流动受限使原本得以向外转移的家务劳动回到核心家庭。根据受访家庭反馈,代际互惠机制的切断、家政服务的中断和托育机构的关停是新冠疫情期间消解城市双薪家庭家务外向型转移模式的主要原因。家务劳动回到夫妻的视域,重新成为其在新冠疫情期间家庭生活与家庭责任的一部分,这是家务劳动“可见化”的又一重要体现。

首先,许多受访者指出,新冠疫情打乱了家中子女照育和家务劳动的安排,由祖父母辈协助完成的家务无法如常实现。进一步探询新冠疫情期间中断的代际互惠,本研究发现,一方面,封控增加了远在老家的老人迁移至城市分担家务的难度;另一方面,暂时切断这一互惠机制也源自受访者对新冠疫情风险的判断。

新冠疫情之前我父母在我们家帮忙,但疫情暴发后就不敢让他们来了。不是说疫情对老人和孩子最不友好吗?尤其是有基础病的老人需要更加注意。孩子姥姥有心脏病,身体不太好,疫情期间几乎不出门,也基本上不跟别人接触。来我们家帮忙肯定要进进出出,风险太大。(15-ML-女-45)

其次,新冠疫情期间人员流动的限制带来家政劳务市场的凛冬,对于城市双薪家庭而言,家务劳动的市场化及外向性跨阶层流动也被暂时切断。以月嫂为例,有研究表明,新冠疫情导致月嫂就业的“超不稳定状态”,而她们为避免感染风险的跨省流动以及暂时退出工作,则是一种“自我稳定化”的尝试[43]。在本研究中,对现居北京的互联网企业人力资源总监CQ的访谈印证了这一点。

我们家孩子小,原本是离不开阿姨的,但疫情来了,阿姨根本留不住。今年(2022年)11月在大连,阿姨手机上莫名其妙出了个弹窗,我们让她在大连待足了七天,解了弹窗之后才再来北京。她那时也是一百个不愿意,因为她其实对北京的疫情非常恐慌。12月初她跟我们提辞职,说这一年下来太辛苦了,想回老家休息,我们好说歹说劝她多留三个月,但我们心里都知道,她是想赶紧离开北京,避过这一波疫情的高峰。(1-CQ-女-33)

除此之外,社会与商业托管机构的关停和学校“停课不停学”的政策为许多城市家庭带来了双重挑战。育儿劳动无法向机构转移成为不少受访者抱怨的焦点。诚如在北京从事财务工作的LH所说,新冠疫情居家期间,育儿占据了她极大的精力。在这一情况下,对于由谁来承担育儿劳动的职责,许多夫妻展开了讨论,或是在生活实践中慢慢摸索新的权责划分与分工模式。

之前小区的儿童托管服务节约了我们很多精力。他们帮忙把孩子从学校接回小区,做作业,吃晚饭,然后送回家。疫情之后学校停课、托管机构停摆,孩子一天从睁眼到睡觉都是我管,我相当于一个人做了学校和托管所的两份工作,自己手头上的业务根本顾不过来。(13-LH-女-45)

新冠疫情重塑城市家庭家务劳动外向性转移模式的三条路径共同指向人员流动性下降的客观原因。然而,通过对受访家庭具体情况的考察,本研究发现,这一解释背后可以细化出居民在新冠疫情期间的健康风险意识升级、新冠疫情期间城市服务保障真实情况带来的影响等。当无法实现家务劳动的外向性转移之时,家庭内部不可避免地需要开展家务劳动模式的再整理与讨论,并在核心家庭内部塑造一种匹配特殊时期情况的新分工,这一进程使得家务劳动变得“可见”。

(三)新冠疫情重塑家庭生活样态、工作样态与家庭—工作关系

新冠疫情期间,多数中国的城市家庭均经历了长短不一的居家隔离。居家隔离切断了家庭生活向周边社区与城市的延展,令家庭成员囿于屋室之中,进而放大了城市居住空间的封闭性特征及其为城市居民的身心带来的负面效应[44],这一效应在居家隔离期间从事育儿的家长与家庭中的未成年人中尤为明显,并在空间和居住形式等因素的影响下在亲子代间传导、放大[45][46]。居家隔离使得新冠疫情期间城市家庭的生活样态、城市居民的工作样态和家庭与工作间的关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种变化很大程度上与空间有关,诸如居家办公使得原本属于家庭生活的住宅空间承担了更多的功能,共时性的空间使用与竞争使得摩擦难以避免,个人私密空间缺乏保障也会为家庭成员带来一系列情绪效应,等等,不一而足。而当这一变化延伸至家务劳动领域,本研究发现,在居家隔离期间,家务得以在全体家庭成员的视野中上演一场集中式的展演。一方面,全天候的共居使得家庭成员有机会重新审视家务分工、思考家务劳动意义;另一方面,居家办公使得家庭成员间日常工作的状态暴露于彼此面前,工作的“去神秘化”也成为撬动核心家庭家务劳动分工的重要因素;此外,居家隔离为城市居民带来可见、可感的焦虑,而家务有时也会成为引爆情绪的导火索,家务劳动“可见”的特征在家庭成员的情绪中被进一步放大。

首先,在城市家庭中,家务展演成为居家隔离的常态。当家务劳动不再隐于家务劳动从事者的日常生活轨迹中,转而变成一种公共而可见的事务时,家庭内部原本的劳动分工随即会发生松动。在LJ的观察里,她丈夫就是在新冠疫情期间发生了转变:在居家期间亲眼看到她从事家务劳动的辛苦与投入后,丈夫开始主动提供协助。

居家期间我天天都要围着孩子转,孩子的作业下午3点前要上传到家校宝,所以11点半下课后孩子马不停蹄地写作业,我要帮他录视频、录音、检查,不会的题还要辅导……他(丈夫)看我12点半还没顾上做饭的时候,就知道自己得要搭把手。慢慢地,他就开始主动去做饭,有时候还会刷个碗。(14-LJ-女-46)

其次,新冠疫情期间被广泛执行的居家办公安排也使得城市双薪家庭中夫妻的工作状态在彼此面前暴露无遗。在11号和13号家庭中,夫妻工作内容与状态的“可见化”和“去神秘化”令家庭内部的家务劳动分工发生调整:这种调整通常是单向度的,基于夫妻间的彼此体谅,工作不太忙的一方会更为主动地承担起家务劳动的职责。

直到这次疫情居家,我才知道我爱人工作有多忙。因为法院在疫情期间也要线上开庭,所以她们律师的工作负担一点都没少。她自己有一个小书房,每天吃完早点就钻进屋看文件、准备开庭材料,就中饭、晚饭的时候出来一下。她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在工作,太忙了,所以家里的事情就不让她干了,疫情期间是我来带孩子,阿姨负责烧饭打扫。(11-WD-男-43)

我们平时都抱怨各自的工作很忙,但疫情居家工作的时候一比较才发现,老公还是比我忙得多。居家期间他一直坐在电脑边,电话一个接一个不停。疫情期间我们公司的业务量减少,我的工作量差不多少了一半,老公也能看见我工作上闲下来了,所以我理所当然就包干了家务,这样一来,家务和工作一增一减,倒也没有什么太大变化,还是和以前一样。(13-LH-女-45)

再次,研究发现,当新冠疫情改变生活的轨迹、工作与家庭的二分被居家隔离强行合二为一时,许多城市居民对家务的意义会生发出新的思考与认知。同在北京工作的LJ与CQ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不谋而合:家务劳动可以作为工作的调剂,但不能取代工作;对于职业女性而言,应竭力避免失去独立性、成为丈夫的附庸、“成为做家务的工具人”(14-LJ-女-46),故而,最好的安排是将工作与家庭进行空间的切割,将自己的职场身份与家职、母职切割。新冠疫情期间,居家隔离模糊了职场与家庭的边界,为城市双薪家庭的成员带来不适感,而这种不适感恰恰成为他们审视、思考家务劳动意义的重要契机。

去单位工作和居家的状态很不一样。工作能带给我自信,尤其是做成一个项目,我的心情就会很愉悦,心情愉悦就什么都不觉得累,再回来看老公、看孩子、看家务就都顺眼了,家务做起来也不累了,做饭、擦地反倒成了工作的调剂,而现在天天在家做饭、擦地,感觉就是一个负担。(14-LJ-女-46)

我不喜欢在家里办公,觉得找不到工作状态。居家工作的时候看到小孩在身边有需要,明明物理距离那么近,但就是没有办法第一时间陪伴他,或者看到这里脏了、那里坏了,事情就在眼前,但就是没时间去做,这就会让我感觉很不舒适。我还是喜欢把工作和家庭切割开来,在什么地方做什么事。(1-CQ-女-33)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新冠疫情期间的长期居家隔离通常伴随着家庭成员对健康风险、对经济与就业形势、对新冠疫情不明朗前景的担忧。在封闭的空间内长期面对琐碎而持续涌现的家务劳动,家庭成员的负面情绪易被点燃。LK是健身行业从业人员,新冠疫情期间由于健身房歇业,他的收入大大下降。他表示自己一直处在一种精神疲惫、郁闷烦躁的状态,而居家期间“可见”的家务劳动放大了他的压力。

疫情期间我间歇性失业,心里特别难受,人也比较暴躁烦闷。家务方面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都会变成矛盾,看孩子的时候也没太大耐心,一件事说两三遍不听……工作上累是身体上的累,疫情期间的疲惫是精神上的。对着家里的一堆琐事,只有郁闷和烦躁。(2-LK-男-33)

城市居民日常空间的封闭与挤压重塑了他们的生活与工作样态,也影响了其家庭与职场间的关系。当上班族与学龄儿童同时回到家庭、居家办公与在线上课成为常态,家务劳动也重新进入家庭成员视域,变得可见、可感,继而成为每个人生活中无法推却、剥离的要素。在参与本研究的19户城市双薪家庭中,笔者观察到居家隔离期间家务“可见化”与工作“可见化”带来的家庭劳动分工变化,揭示出当微观的工作环境与宏观的经济社会环境改变后受访者对家务劳动意义的重新认识与思考,也发现了琐碎的家务劳动与隔离期间负面情绪的关联。这都作为新冠疫情期间城市家庭中家务劳动“可见化”的证据。

(四)新冠疫情改变家庭相处与沟通模式,催生对家务分工的反思

新冠疫情在形塑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同时,也悄然改变着家庭内部的关系。在核心家庭中,这一变化集中体现在夫妻之间以及父母和子女间的相处与沟通模式上:被新冠疫情打乱的生活、工作节奏与随疫情而至的风险、不确定性共同作用于家庭成员的日常交流,赋予之以新的内容、方式和意义。本研究发现,家务劳动成为家庭成员沟通以及影响家庭关系的重要议题,在日常的相处与交流中对家务劳动的言说是其在新冠疫情期间变得“可见”的原因之一,也成为促使家庭成员对家务劳动意义和家务分工反思的契机。

然而,不同于之前三个维度所揭示的共性机制,新冠疫情对围绕家务劳动沟通的影响有着较大差异。这种差异既内嵌于家庭的关系结构与夫妻既往的交流模式,也存在明显的性别特征。既有研究表明,在新冠疫情这一重大公共卫生风险的背景下,个体对家庭关系的需求、家庭关系对个体的支持效应存在性别差异:家庭关系对女性的情绪影响更为显著,而女性也会更为敏锐地察觉生活与家庭关系变化,并主动寻求反思与关怀[47][48]。本研究回应了上述发现。通过来自多位女性受访者的访谈,笔者捕捉并呈现了特殊时期家庭成员围绕家务劳动分工的沟通模式与情绪、价值间的联系,而消化这些情绪的过程在无形中放大了新冠疫情期间家务劳动“可见化”的特征。

首先,新冠疫情对夫妻相处、沟通模式有着不同的影响。对此,秦皇岛的高校教师ML和大连的中学教师XQ给出了迥异的表述:在ML家,新冠疫情期间夫妻即使同在一个屋檐下也时时相顾无言;在XQ家,新冠疫情则通过增加夫妻相处时间创造了更多的交流机会。在交流不畅与交流顺畅的家庭中,围绕家务劳动分工的沟通与实践会带来截然不同的情绪效应:一边倒的家务分工使得ML感到深深的无助与孤独,成为她在新冠疫情期间心理负担与负面情绪的重要来源;而通过协商实现的家务分工使得XQ能够心态轻松地应对新冠疫情期间倍增的家务劳动,并把这期间的家务作为自我反思、促成积极改变的契机。

疫情期间四个人在一起,通常是我辛苦做了一大桌菜,吃完之后却完全没人伸手(收拾),孩子们去玩了,他也不帮忙。有时候我暗示一下,他会帮我把盘子拿进去,但是就又没有下文了。我洗碗时有时候会一下子感到很难受。疫情期间我们的交流好像更少了。我一直都有一种缺乏支持的孤独感。(15-ML-女-45)

之前我们俩因为工作忙沟通得少,而因为疫情期间的居家,我俩一旦有什么问题,就会等孩子学习的时候到楼底下遛几圈,说完了就回来了,事情也解决了。就说做家务这件事,居家隔离期间家务肯定变多了,但我们也没觉得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谁该做饭、谁该洗碗,其实就是一句话的事,甚至都不用开口,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自然就有人起身了。其实做家务这件事反映的是我们的成长和角色变化:刚结婚的时候都想着自己享受,现在我和他(丈夫)也成熟了,我们就慢慢地从享受过渡到承担责任的角色……疫情只是一个插曲,可能家里原来的问题还存在,什么东西都没有变,只是这个情境能让家里的这些琐碎的事情变得更清楚一些。我觉得疫情就是个放大镜。(8-XQ-女-44)

其次,新冠疫情也可能打破日常固有的家庭沟通与相处模式,以引起剧烈冲突的形式,重构家庭内部的家务分工。在LJ家,新冠疫情期间一场离家出走的“大戏”和之后她对丈夫的反常态度松动了家中一边倒的家务劳动分工模式,使得丈夫开始反思自己的家职与责任,并主动承担起部分家务劳动。

疫情期间我们吵了一次大架,起因还是因为他什么活都不干。那次我是真生气了,抱着儿子就要往外走,但一开门还是有点犹豫:大冬天的这么冷,外面又有疫情,带儿子去哪呢?后来的几天我就什么都不让他干了,结果他反而不适应。我跟他说,能干就干,不能干就不干,靠自觉。在这之后,他就突然开始主动干活了,有时候会帮着准备午餐,刷碗也更勤了。(14-LJ-女-46)

此外,研究发现,在一些家庭中,新冠疫情成为亲子沟通的重要契机。有经验的父母借此调动全家参与家务、引导孩子发现家务劳动的价值,进而打破传统的夫妻劳动分工,为家庭引入家务分工的新样态。南昌的ZX家即是一个典型案例,通过亲子共同参与家务,她们家克服了新冠疫情期间家务劳动无法外向转移的困难,同时还达成了对子女劳动教育的目的。

疫情之前我们家是请钟点工的,但今年(2022年)9月份防疫形势紧张起来之后,我们就辞退了阿姨,这段时间我发动老公和孩子们一起做家务,突然就感觉我们这个家就像一个大车,四个人是四个轮子,轮子一起转,车子就开动了,也没觉得家务是一个很重的负担……原本给钟点工阿姨的工资是1800块一个月,当开始自己做家务满一个月后,我们把省下来的钱买了礼物,去看望家里的老人,礼物算是大家一起买的,一家老小都很开心。我带着孩子们一起做家务,孩子的家务是有偿劳动。我告诉他们,钱本来是给钟点工阿姨的,现在我付给你们,是因为你们都为家庭付出了努力。(12-ZX-女-43)

由此,新冠疫情对家庭内部沟通与相处模式存在多元的塑造作用,进而对家庭关系产生多向度的影响。新冠疫情期间,围绕家务劳动的沟通方式在本研究的19户受访家庭中呈现迥然不同的状态:有闭口不谈与主动交流的鲜明对比,有剧烈爆发的冲突,也有动员孩子参与家务劳动继而突破夫妻二元分工的创新。不论如何,新冠疫情作为棱镜,通过家庭关系这一媒介折射出家庭成员对家务劳动分工乃至家庭关系的观察、言说与反思。

总结本节关于新冠疫情期间家务劳动样态与变化的讨论,笔者通过揭示新冠疫情影响家务劳动的四条主要途径,分析了这一特殊时期中家务的“可见化”趋势及其背后的原因。对于城市家庭而言,新冠疫情显著变更了家务的类别与数量,降低了人员流动性,限制了人们的生活空间,影响了家庭关系及其成员的交流沟通模式,这些变化打破了家务劳动及其分工隐于日常生活的状态,使之重新进入家庭成员的视域,并引发了一系列的讨论与思考。新冠疫情之下家务的“可见化”或可被作为特殊情境影响城市双薪家庭家务劳动分工的一个注脚,但也带来一个新问题:家务劳动的“可见化”趋势究竟是在新冠疫情特殊状况下的昙花一现,还是会得以保持长期稳定并进一步影响城市家庭的内部分工?

七、总结与讨论:家务劳动分工的“新稳态”?

诚如吴小英所指出的,家庭是情感与亲密关系的容器与载体,近年来正在重拾其作为私密空间的重要意义[49]。家庭生活具有一定的封闭性与隐秘性,是一个较难被外界探知的私密领域,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存在一个全然独立和自在的家庭私密性空间,家庭成员也不可能完全封闭于家庭之内——家庭生活与社会之间有着种种纽带,带有偶发性和独特性的家庭生活安排有可能也应当与公共领域中的要素建立联系,以寻求恰当的分析与解释[50]。据此,本研究将对家务劳动的考察置于家庭与社会的接合地带,既向内关照家庭成员的经验与情感,又向外展望社会的制度与结构性要素,并尝试在具体的时空情境下对此加以检视。

基于对19户城市双薪家庭的深度访谈,本文梳理了城市居民日常生活中的家务劳动样态与分工,探究其意义、源头、影响因素及其在特定情境中的表征。

首先,研究将受访者对家务劳动意义和本质的叙述引入对这一议题的讨论。受访者倾向于从自我、配偶和家庭三个维度界定家务劳动,将其认定为一种本分、牺牲与契约。相应地,多数家庭中的家务劳动分工体现出一种自发性。家务劳动作为一种无酬却牵涉巨大时间、精力投入的家庭再生产活动的价值并未进入受访者的言说,相反地,他们倾向于将承担家务劳动转化为一种“顾家”的品质与家庭内部的平衡机制,回避了在婚姻中对夫妻双方各自投入与创造价值的界定。

其次,笔者将目光投向受访家庭的家务劳动分工。在妻子为主、丈夫为主、双方对等、外向性转移的四类模式背后,笔者梳理了塑造家务劳动分工的制度—文化性因素、权力—结构性因素、流动—外部性因素与个体—情境性因素。这四组要素共同构成了决定家务劳动分工的复杂机制,明确了家务劳动分工社会性与个体性的双重特征。而恰恰也正是由于机制层面的复杂性,受访者较少系统地思考、辨析家务劳动分工安排背后的原因,使之流于日常习惯、隐于日常生活,变得不复可见。

再次,新冠疫情的暴发与蔓延为居民的日常生活带来了一系列变化与挑战,也成为本研究审视、分析家务劳动及其分工的重要情境。研究发现,新冠疫情期间城市家庭的家务劳动与劳动分工呈现显著的“可见化”趋势:家务劳动重新浮现于居民的视域之中,变得可见、可感,继而激发出更为丰富的讨论、交流、思考与实践。家务劳动“可见化”的趋势源自新冠疫情为家务本身、人员流动性、生活空间、家庭关系带来的一系列转变,松动、重塑了许多家庭固有的家务劳动分工。从微观层面入手,梳理新冠疫情期间城市家庭家务劳动“可见化”的现象及其背后的机制,有助于探明新冠疫情对家庭生活带来的影响以及作为社会基本构成单元的家庭对新冠疫情挑战的回应与反馈机制。

上述三部分内容间存在层层递进、环环相扣的逻辑,折射出本研究基于现象学逻辑的质性方法与思路。科莱兹的现象学分析工具得以让笔者反复进入质性数据,从文本资料透射出的现象中识别新的问题,继而带着问题再次回到文本,通过归纳逻辑寻找问题的答案。

厘清新冠疫情期间家务劳动及分工“可见化”的表征与原因并不是本研究探索的终点,而是围绕新冠疫情情境下城市家庭家务变化的探索抛出了全新的问题。当安然度过2022年底的感染高峰、生活重回正轨后,城市家庭中家务劳动样态及趋于均衡的家务分工是否会再次发生改变?新冠疫情期间家务劳动的“可见化”是暂时性的,还是会持续并构成一种分工的“新稳态”?

作为讨论,笔者在此简述回答这一问题的两个思路。第一,从上文总结的四类塑造城市家庭家务劳动分工的要素出发,通过逻辑分析,或可辨析新冠疫情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对这些因素的颠覆与重构。笔者认为:决定家庭家务劳动分工的制度—文化性因素具有长期性与稳定性,难以被新冠疫情撼动;新冠疫情或会在一定程度上调整夫妻间的权力结构,但这种变化具有暂时性;当新冠疫情影响逐渐消散,人员流动性的提升与劳务市场的回暖会使得城市家庭家务劳动外向性转移重新成为可能;而三年新冠疫情恐不足以将家庭成员在特定情境下对家务劳动的体悟与分工实践固化成为习惯。第二,基于对既有资料的分析与后续资料的采集,寻找新的证据。本研究中的经验数据印证了上述逻辑推断——新冠疫情赋予家务劳动及其分工的“可见性”具有暂时性的特征。这在2022年12月的系列访谈中已初现端倪:不少受访者把新冠疫情期间临时承担、分担家务作为自己的功劳进行夸耀;对19户家庭的后续追踪访谈也表明,当新冠疫情高峰退却,人们回归日常的工作与生活路径时,许多家庭的家务劳动又回到了原本的样态与分工模式,并退回到新冠疫情前的“不可见”状态。

值得一提的是,本文着眼于家务劳动的讨论能够为观察、理解新冠疫情对家庭整体性影响提供线索,而家庭作为连接个人与社会的基本单元,也成为折射新冠疫情对整体社会心态与个人情绪影响的棱镜。受访者屡屡提及新冠疫情期间的“不确定性”,这恰是一种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式现代性风险的日常表达。在这种无处不在、裹挟着争议与不确定性的风险下,人们开展了一系列对家庭、健康、生命、亲密关系的反思。这些议题如家务劳动一样,通常隐匿在日常的生活路径之中,而风险则成为了它们的显影剂——新冠疫情期间家务劳动样态与分工的“可见化”恰是家庭成员的反思结果,是一种通过调整家庭关系以共同应对风险的实践的“可见化”表达。在受访家庭中,原本“一边倒”的家务劳动模式出现松动、夫妻共担家务的实践指向新冠疫情期间家庭成员的彼此支持,缔造了更加融洽的家庭关系。而当新冠疫情消退,城市双薪家庭成员继续挣扎于割裂的工作与生活之间,家务重回“隐匿”,这恰恰与他们所追求的“工作与家庭的平衡”背道而驰。当缺乏言说与沟通,甚至缺乏对问题的主动反思与识别,解决上述“不平衡”的可能途径也会变得模糊不清。

隐于日常生活之中的家务劳动及其不平等分工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发展与文化演进中的积弊,而在反复的观察、言说与讨论中确认并强调家务作为家庭再生产活动的意义则有利于保障家务劳动从事者的权益,助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婚姻家庭和谐发展。新冠疫情期间家务劳动与分工的“可见化”虽然或许无法持续,但应被正视与重视,以此作为个体、家庭与社会反思家务劳动的本质、意义与分工合理性,进而反思家庭生活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