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1.张冠李，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城乡人口流动，性别、婚姻与家庭，当代中国农村。2.杨力超，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社会性别与发展、反贫困社会政策。
摘 要：本文聚焦数字时代高校校园流动女工的消费实践，通过深度访谈北京市N大学25位校园流动女工，系统呈现她们网络购物的特征与消费习惯的影响因素，并探讨这一现象背后由技术与社会力量共塑的阶层差异。网络购物嵌入校园流动女工的生活工作轨迹，承载她们按需、按能购物的消费品味，并被界定为一种生活社交、心理满足、社会融入的需求，体现为一种阶层惯习。信息技术在消费领域对流动女工的赋权存在局限，技术的革新无法修补资源匮缺，也难以撼动流动女工群体内嵌于传统社会文化制度与结构中的多重弱势。故而，信息技术并非赋权流动女工、缩小阶层差距的催化剂，新技术带来的“赋权异化”现象应得到学界与政策界的正视与反思。
一、研究缘起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以下简称“七普”)数据显示，近十年中国的人口流动更趋活跃：2020年，中国流动人口数量达3.76亿，占总人口的26.62%，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成为人口流入规模最大的“三座高山”[1]。有学者指出，城市是中国社会的未来，引领着社会潮流，城市的光怪陆离与快速变迁使它们成为现代社会的观察区与实验室[2]。大量农村、城镇人口涌入城市，他们的命运因流动而改变，更为紧密地与国家和时代发展的前沿交织在一起。同时，“七普”数据表明，近年来女性劳动力的流动上升，家庭式流动显著增加[3]。由于岗位性别偏好、就业搜寻渠道与匹配路径、城市文化等诸多原因，“省会大城市吸引女性流入，工业城市吸引男性流入”成为当下中国人口流向的主要性别特征之一[4]。在大城市寻求生计的农村与城镇女性，其流动具有三重意涵。第一，流动为她们的生活与劳动方式带来颠覆性变化，拓展了她们的社会网络与资源，同时也赋予其新的身份。外出务工女性进入城市后大多流向替代性较强的服务型岗位或非正规就业部门，工作成为她们接触城市生活的窗口与获取经济、社会、信息资源的主要渠道。城市文化浸染下的外出务工女性大多能够逐渐适应城市的生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掌控自己的生活，提升其在家庭中的性别权力地位，但她们也有无法割舍的乡土情结：家乡的传统文化习俗——特别是对女性的性别与家族主义规训——依旧在她们的生命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她们的日常生活实践[5][6]。这种撕裂使得她们成为“根”在家乡的“城里人”，进而构成城市中的一个特殊文化群体[7]。第二，流动塑造着外出务工女性的消费偏好与行为。多数城市流动女性的阶层身份被她们的消费悄然定义[8][9]：当今中国都市大多进入了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笔下生产过剩的消费社会时代，而流向大城市的外出务工女性通常作为社会空间极化与劳动价值剥削的影响对象，承受着空间与时间的双重剥夺，她们的消费同时被城市的丰饶与个人资源的局限支配，加之消费与传统中国家庭性别分工和女性妻职、母职的密切联系，流动女性的日常消费通常呈现一种撕裂的状态。第三，流动将外出务工女性与信息技术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由于工作、生活的需要，进入大城市的流动女性被卷入互联网时代的大潮，相较家乡同侪，她们往往体现出更高的数字素养。然而，她们与信息技术的关联远未达到“交互”的状态——多数外出务工女性在利用数字技术进行自我赋权、实现社会融合方面展现出有限的能动性[10]。故而，迅速迭代进步的信息技术事实上割裂着她们与城市居民的生活，使得她们成为信息时代的城市弱势群体。流动为外出务工女性带来的身份、消费与技术层面的三重撕裂指向更深层的性别与阶层不平等问题，而数字时代中城市流动女性的网络购物恰成为三者交汇、展演的焦点。基于此，本文尝试解析城市流动女工群体的网络购物实践，以此探讨数字时代的社会融合、阶层差异与性别正义问题。本文选取北京市N大学校园中的流动女工作为研究对象。N大学主校区坐落于北京城区，在校园的各个角落都不难发现流动女工忙碌的身影：她们从外省市流入北京，在校园内从事服务工作，是校园商业生态与社会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构成了在校园工作与学习的师生们日常生活的“附近”。本研究聚焦校园流动女工有以下三点原因。第一，校园流动女工群体具有年龄、原籍地与就业特征的多样性，她们的流动经验在很大意义上展演了城市流动女性群体的日常生活。第二，“高校”与“北京”这两个“过滤器”筛选出了一群较为“有主意”的女性务工人员，校园流动女工通常展现较强的能动性，对流动生活的处境、生活有着自己的思考与反思。第三，校园是研究人员熟悉的工作生活场景，在校园开展研究具有相当的便利性，加之本项研究田野调查期间适逢新冠疫情暴发，校园研究恰好冲抵了防疫政策对出行与调研的限制。校园流动女工大量从事网络购物，但她们线上消费的特征、偏好、逻辑往往隐匿于日复一日的轨迹中，正如女工群体本身一般，缺乏自我与他者的关注与解读。作为一种对“附近”的再嵌入[11][12]，笔者尝试在校园这个自发性的田野中探索流动女工的网络消费，借由经验性的细节厘清她们的身份、消费行为与技术之间的内在联系，探讨数字时代流动女工的多重弱势——性别、年龄、文化、职业、流动经历——是如何投射于日常的消费中，又是在何种向度上被信息技术塑造、影响，并最终指向数字时代的社会公平问题。有鉴于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问题：校园流动女性网络购物的特征有哪些？何以构成一种群体惯习？校园流动女性网络购物惯习被哪些因素所塑造？流动女性网络购物惯习如何与这一群体的社会处境相连，反映其面临的阶层差异与性别正义问题？研究遵循质性研究传统，依现象学逻辑收集、呈现、分析经验资料，进而实现建构实质性理论的目标。前两个研究问题指向对校园流动女性网络购物惯习表征与根源的描述性考察，而第三个研究问题则寻求对现象的解释，探寻其背后机制性的原理，并探讨研究结论向更广范围内的人群延展的可能性。本文串联起数字时代的网络消费和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研究两个主题的文献：以数字时代的消费为线索，评析由数字技术塑造的消费总体特征，进而探索关于数字消费性别特征的既有研究；在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研究领域，本文着眼于分析流动人口消费的既有研究成果及其家庭中的性别权力问题。通过梳理两条文献线索，最终聚焦于探讨数字时代城市中流动女工消费模式，探讨这一群体网络消费惯习的样态、塑造过程及其背后的社会正义问题。网络消费行为指消费者在网络空间中为满足自身需求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是一个以购买决策为核心的连续过程。虽然数字技术介入消费过程，刷新了消费的模式与内涵，但经典恩格尔-克拉特-布莱克维尔消费决策过程模型(Engel-Kollat-Blackwell Model，EKB Model)中的问题认知、信息搜集、评价与选择、购买过程、购后行为五个环节仍然是当前学术界理解、分析居民网络消费行为的基本框架[13][14]。数字经济背景下，中国居民的消费呈现出电子商务市场规模持续增长、消费增长势头强劲、数字经济基础产业与居民消费协同发展、数字消费逐步占领居民消费的新高点、“90后”展现出巨大的网络消费潜力、跨境电商快速发展的六大态势[15]。通过线上抽样调查，学者描绘了中国网络消费者群体的群像：35岁以下的青年为网购主流群体；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者占八成，超过半数集中于长三角、珠三角经济发达省份；理智型消费者占比近八成，而担心网购风险的保守性消费者不足30%[16]。然而，虽然基于数据和政策文本的网络消费研究与针对网络消费者的大样本调查研究有利于把握数字时代中国网络消费发展的总体趋势，却无法有效探索消费者购买决策与购买行为的微观过程[17]，互联网技术如何编织进日常生活、塑造购买行动的技术过程也是学界尚未充分探讨的“黑箱”[18]。另外，针对主流网络消费群体的研究导向以其为中心和服务对象的政策与商业策略，主流群体之外消费者的境遇与诉求往往缺乏表达渠道与关注，这在无形中构建了网络消费领域的“新边缘群体”与不公正。从农村涌入城市务工的流动人口大多处于当前中国网络消费者的“主流”之外。女性消费者在大多数文化中都扮演着购买决策者、商品使用者的角色。有学者将21世纪称为“她世纪”，将女性自我意识觉醒、消费升级、一跃成为消费主体的市场趋势称为“她经济”，体现了对当今社会消费性别特征的概括与解读[19][20]。女性消费文化既是一种社会性别，也是一种社会建构，社会层面的性别不平等通过社会性别观念、性别权力结构投射于日常消费行为之上，使得女性消费多呈现“代理性”[21]。有学者认为，虽然当今中国女性消费自主权的增大与她们在生产中地位的提高保持同步，但“她经济”中的女性消费并不能完全作为女性自我解放的媒介与标志[22]。当今中国的网络消费亦呈现显著的性别特征。学界理解数字时代网络消费的性别特征成因与表现有若干进路。第一，虽然数字时代的网络消费使得购物变得更为便捷，但这种便捷的前提是消费者越过信息技术与数字设备的门槛。数字门槛究竟是消解还是强化消费中的性别差异，这是学界激烈争论中的重要问题[23][24][25]。第二，对网络消费的接纳程度与经济活动中的风险意识相关。调查表明，中国女性消费者的网上购物风险意识显著高于男性[26]，更多的女性对网络消费表达出一种“需要”而“不喜欢”的态度，规避风险的倾向是造就女性消费者对网络购物情感排斥的原因[27]。第三，在网络购物的动机方面，一项基于中国和新加坡的实证研究表明，中国女性消费者将网络购物与打发时间、逃避现实生活联系的比例显著高于男性[28]。对此，有学者针锋相对地指出，中国女性网络消费的“代理性”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剥夺了购物的“享乐”属性[21]。第四，男性与女性在信息筛选机制与偏好方面的不同塑造了网络购物中的性别差异。相比于男性消费者倚重个人判断，女性消费者在消费决策中更依赖口耳相传的信息与他人推荐[29]，由此，不少“女性向”的购物指南平台、短视频广告应运而生[30]。甄别上述差异，是本项研究理解数字时代网络消费性别不平等的切入点。本文拟通过城市流动女工的经验研究，回应学界围绕网络消费性别特征的未竟问题，进而分析这种差异与不公正背后的技术与社会成因。受工作机会驱动从农村流向城市的务工人员通常被认为是城市消费市场中购买力最为低下的群体，但近年来的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在消费中表现出“更高的层次”：他们更接近和习惯于城市的生活方式，对新媒体的使用与网上购物也有较高的接受度[31][32]。农村外出务工人员消费模式与观念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源自他们打工生涯前期个体化的生活方式。然而，随着年龄渐长，当新生代农民工回归父权式性别分工，并再度嵌入家庭与亲属关系、重拾以家庭为中心的生活方式时，他们的消费模式不免再次发生转向，出现普遍的“消费降级”[33]。当前研究表明，当代中国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家庭消费体现在对劳动力再生产负担和家庭风险的应对上。一方面，从“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向“家有老小，等着用钱”的转变使得回归家庭生活的农民工承担沉重的经济负担，并面对艰巨的家庭绵续与发展要求，促使其转变劳动伦理和消费观念，转向节俭的生活与消费方式[33]。另一方面，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家庭化强化了他们的风险意识，相对缺乏保障的劳动机会与流动生活使得他们不得不在日常的消费、储蓄中为重疾、失业等风险做好规划，这进一步降低了流动人口消费对收入的弹性[34][35]。虽然既有文献揭示了老一代农民工与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差异以及近年来新生代农民工消费趋势的变化，但具体到消费升级、降级趋势中的性别角色，本领域内鲜有经验性研究。不难预期，基于社会对两性的角色期待的差异，男性与女性在家庭经济生活中通常背负不同的期望，在具体的消费实践中也承担不同的角色。为甄别这一过程中的性别差异，本项研究拟从对农民工群体的审视中将女性剥离出来，通过对她们追踪式的生命历程研究与消费习惯、消费意义变迁的回溯，确认女性在家庭消费中扮演的角色与流动人员消费的性别特质。事实上，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学界就已经开始着眼于中国外向型(出口型)工业大潮席卷下务工人员的“女性化”趋势，剖析沿海省份第一代“打工妹”的流动、劳作与生活，进而探索农村外出务工女性群体的群体特质与社会处境[36][37]。潘毅(Pun Ngai)的一系列“打工妹”研究[38][39]均指向对她们弱势地位的判断：城乡、地区、性别的不平等交织成“打工妹”群体的新兴社会身份。不断涌现的针对农村外出务工女性的文献深入探讨了这一群体的城市融入[40][41]、婚恋生育[42]、情感表达[43]、社会动员[44]，指向流动过程中农村女性外出务工人员身份的断裂、重构与再确认。近年来，对这一群体的研究的切入点逐渐从流动、劳动、婚姻等生命历程中的重大转折转向更为日常的生活细节——“消费”作为农村外出务工女性的生活日常，串联起她们的生产、观念、身份、家庭与生活方式等要素，可以作为理解这一群体的处境及其所遭遇不公正的切入点。通过社会调查研究，学者发现，新生代农村外出务工女性的消费观念、总量和结构均优于原生代与中生代流动女工，身份认同的转变被认为是塑造这种代际差异的原动力[45]。农村外出务工女性渴望成为更自由、平等、有价值、受尊重的“消费主体”，而消费成为她们身份再造的“主战场”：她们试图颠覆在生产领域作为廉价、卑微、次等的“生产主体”身份，对抗她们交叉性弱势身份背后的不平等[46]。数字时代中网络购物的兴起使得农村外出务工女性群体身份再造的战场拓展到虚拟空间。网购在提供便利的同时，也蕴藏着风险。消费主义借助网络消费平台进入外出务工女性的日常生活或将强化她们的脆弱性。沉醉于消费场景中的物质享受与平权想象，也许会妨碍女工物质资源的积累，进而阻碍她们的境遇改善与社会流动。对于农村外出务工女性网络购物呈现何种特征，数字技术究竟在何种维度上塑造她们的消费习惯、这种影响的向度如何，学界需要更多的经验研究，以对这一群体在数字时代中消费状态的细致描述为基础，进行分析与判断。本文基于传统质性研究方法开展资料收集工作。课题组在N大学校园中通过滚雪球方式募集25位流动女工，对每位参与者进行了40-110分钟不等的半结构式访谈，访谈提纲囊括个人生命史与流动史、数字设备使用、网络购物实践细节、消费习惯与态度、经济状况、婚姻状况、家庭分工等内容。如图1所示，25位受访者籍贯不同、年龄各异、来京年限长短不一，她们大多由农村或小城镇来到北京，在校园中从事基础服务型工作，包括保洁员、厨师、餐厅服务员、宾馆客房服务员、宿舍管理员、教学楼前台、个体商户等。调研表明，校园流动女工的基本月工资处于2500-3500元区间，部分女工为了增加收入通常身兼多职，仅有少数对象(如个体经营户、咖啡师)因资本、技术等原因收入相对可观。总体而言，样本反映了校园流动女工的总体工作、生活状态，也展现了群体内部一定的多样性。
图 1 受访校园流动女工的籍贯、年龄与来京年限分布
在资料分析过程中，笔者遵循保罗·科莱兹(Paul F.Colaizzi)现象学分析的七个步骤[47]，对43万余字的录音转录稿进行了三个轮次的手工编码，筛选出487个承载有意义陈述的关键性文字段，进而汇集成为194个聚类主题，并在最终提取出包含12个核心主题的基本结构，用于实质性理论的建构。本课题资料收集过程充分遵循知情同意和参与者保护的学术伦理要求，所有受访者均被告知研究用途并在自愿的基础上参与课题，研究在呈现过程中隐去受访者的真实姓名与工作单位。在分析校园流动女工群体网络购物的样貌时，本文引入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惯习”(habitus)作为概念工具。惯习是布迪厄建构其文化消费理论分析框架的核心环节[48]。本质上，惯习是行动者日常生活言行背后的一种内在的心智结构，体现为能动行动者身上的历史经验积累。它是客观而共同的社会规则、团体价值的内化，以一种下意识而持久的方式，塑造着行动者的思维、知觉和行动[49]。在消费领域中，网络购物之所以成为一种惯习，是因为它与实践者的社会空间位置紧密相连，呈现为一种阶级品味，串联起社会结构与具体的日常实践。本文将校园流动女工群体的网络购物理解为一种惯习，有助于个体化经验的总结与提炼，溯源经验并寻求群体与结构层次的解释，进而指向现象背后性别不公正与阶层不平等的深层次问题。在N大学校园西侧快递自提站熙熙攘攘的取货人群中，不乏校园流动女工的身影。网络购物业已成为大多数校园流动女工日常校园生活的一部分：她们不仅在网上挑拣自己的日常衣物、零食饮料、卫生用品、家用电器，也会为或近在身边或远在他乡的家人们下单生活必需品和礼物，通过物流递送去自己的心意。对多数校园流动女工而言，网购已成为她们的一种习惯。这种习惯表现为她们对购物渠道的偏好性选择和对购物技术的熟练掌握。我们访谈的25位流动女工无一例外有过网购的经历，她们的智能手机里通常下载了多个主流线上购物平台的App。网购已成为校园流动女工“最主要的购物方式”：“八九成的东西在网上买”，甚至称“有网购之后就再也不去超市”的也大有人在。57岁的保洁员薛阿姨独自一人从山西老家来到北京后，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迅速成为网购熟手，并养成了在网上定期补货的习惯：“网上买东西划算，我都不咋逛超市……我(在网上)一年买两三次衣服，日常吃的东西也在网上买，像豆奶粉、油茶这些冲泡的东西比较好放，我一般一个半月买一次，手机上点一下就送过来了。”(B-26)与此类似，来自江西的39岁平价理发店老板娘张大姐直言她所有的东西都会在网上买：“家里、店里大小东西都是我‘包办’，平时店里客人一个接一个来，我洗头吹头停不下来，根本没时间出去……家里大到衣服电器，小到儿子的文具都是网购，有时候没时间去市场，甚至买菜都是在网上买，让送货的给我们送过来……早先没进学校前，我和朋友休息日还会去百荣世茂商城逛逛，现在疫情来了，商城前阵子关停了，这两天又关了，你说谁敢去？”(L-27)作为一种业已走向成熟的购物渠道，网购操作简单、价格划算，不仅为工作忙碌的校园流动女工节约了时间，也化解了她们在疫情期间的出行风险。相应地，以超市、商场与市场为依托的传统消费方式则逐渐淡出了她们的生活。然而，我们在调研中也识别出鲜有网购经历或抵触网购的案例，消费模式、消费的家庭分工、个人的网购经历是她们较少从事网购的主要原因。首先，校园流动女工的日常消费模式呈现明显差异，25位访谈对象分布于由极端俭省到注重品质的光谱中，而光谱两端恰是对网购存有疑虑的个案。66岁的高阿姨在食堂工作，长期居住在校内员工宿舍的她坦言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极其简单：“在这里我就随便买个卫生纸、牙膏，偶尔买个水果，上学校超市买点就行，一个月花不了几个钱。”(H-27)与之相对，33岁的眼镜店店长王姐则会在日常购物中关注商品的品质。王姐与从事建筑设计的丈夫在北京养育7岁的儿子，一家三口的日常采买均由她包办。对于孩子的吃穿用度，王姐一向非常用心：“网上的东西毕竟看不见、摸不着，孩子的东西我会在商场、超市买。譬如买衣服，最重要的就是材质，尤其是小孩的衣服，一定要亲眼看看材料，看看保暖的程度我才放心。”(C-26)校园流动女工家庭经济境况的巨大差异使我们得以发现，家庭物质条件的优越程度是流动女工对购物渠道选择权的前提，而在线上与线下购物渠道选择背后的“知识”则充分展演了消费社会为消费者塑造的认知与偏好。其次，虽然大多数校园流动女工在工作之余要承担购物劳动，但个别中老年女工的经历表明，在外出务工期间，购物这一家庭再生产职能开始逐渐向丈夫或子代转移。59岁的保洁员吴阿姨与丈夫商量，由她来北京打工挣钱，丈夫留在江西老家照顾婆婆：“早几年我们一起出来打工时，家里大件小件吃的用的都是我买，他上班更忙，没有时间……现在他回去了，家里网购变成他买得比较多，日常买菜、鞋子裤子，都是他在拼多多上买。”同是59岁来自山西的保洁员张阿姨则笑称自己虽然舍不得花钱，却从来不缺吃穿：“自从我家大媳妇进门后，我就不用买衣服了，一年四季换季的时候我媳妇网购的衣服就寄到了……饼干、豆奶也全都给我快递发到学校，都不用我操心。”(I-31)吴阿姨和张阿姨是访谈对象中“不太网购”的特例。由于家庭的内部分工，她们虽然免于自己从事网购，但仍然依托网购实现消费品流通。此外，个体性的网购负面经历会阻碍个别校园流动女工将网购内化为一种习惯。食堂服务员高阿姨总说自己“不太会网上买东西”。为了在宿舍里种蘑菇，她曾网购过两三次菌包，却一点儿也没种出来。她也曾买过内衣，但怎么戴怎么不舒服，因为是内衣又不能退，“就这么被骗了几次之后就再也不在网上买东西了”(H-27)。然而我们发现，与高阿姨不同，更多的受访者倾向将网购“买不好”作为试错成本，一次两次的“上当受骗”并不会阻挡她们乐此不疲的网购实践。由此，我们确认网络已成为大多数校园流动女工日常购物的渠道选择，网购这种快捷、经济的购物方式成为校园流动女工的一种习惯，与她们的生活空间、工作安排、家庭组织形式相互作用，驱使她们逐渐摈弃传统的线下购物渠道，将更多的时间、精力与金钱投入网购，使得网购成为她们日常生活的重要一环。在开展调研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参与访谈的校园流动女工大多乐于谈及她们的网购经验。由于网购是许多流动女工日常的生活状态与彼此交流的重要话题，在自然而放松的访谈状态下，我们收集到许多生动的描述，充分展现出她们“如何网购”的实践细节。对于许多校园流动女工而言，白天繁重而紧张的工作使得看手机成为奢望，而晚上下班后“没事躺在床上慢慢刷手机”则是一种放松，她们或会打开购物软件，“随意刷刷，看着琳琅满目的商品心里高兴，也是一种消遣”(A-16、A-34)。收入水平和家庭经济条件限制了“随心所欲”的消费，流动女工通常会在购物过程中投入大量时间，挑选物美价廉的商品。保洁员薛阿姨最近在拼多多上购买了一件300元的派克棉服，买这件衣服前她“看了一遍又一遍，今晚没看成就明天再看，看了好几晚才能下定决心”。薛阿姨在网上“买一件东西起码得花上好几个小时”，她通常会挑选顾客人数多的网店，因为“十万多人买过的店肯定比只有几千人买的店更好”(B-35)，买衣服时她会主动和客服交流，确认材质，也会要一个尺码推荐。同样小心翼翼地追求物美价廉的还有48岁的保洁员郭阿姨，网上购物时，她通常会找些同类商品比较着看，“性能差不多的话会选择价格更低的——虽然也知道不可能买到又便宜又好的东西，但还是会忍不住买更便宜的”(A-49)。对于精挑细选背后的原因，29岁的小张和25岁的小董这两位校招待所的年轻服务员分享了她们的观察：“近年来东西越来越贵，样式却似乎没有以往的好，加上疫情期间我们的工资又在下降，所以买东西不得不仔细一些，多花些时间挑一挑、追求性价比才行。”(J-49)和多数在网购上投入大量精力的流动女工不同，校园咖啡厅28岁的咖啡师小赵在网上购物的效率要高很多。如小赵所说：“网购就图个省时省力，我想买什么直接一搜就下单，要逛的话眼花缭乱的，我不太喜欢……我缺什么就搜什么，搜到什么就买什么，不会闲逛。”(M-36)小赵从事咖啡师已有多年，考完了职业证书，当前月收入超过万元。相对优越的经济条件给予了她网购“从速”的底气。在对校园流动女工日常生活的观察与访谈中，我们也发现网购的社交功能。在校园过着“集体生活的”流动女工通常把网购当作集体行动，彼此间也从不吝惜对网购商品的展示、推荐与赞美。主楼的保洁员吴阿姨有许多套和她的同事们相同的衣服裤子，她说自己在网购方面没什么主见，“看着别人买回来穿着不错，每个人都买了，那我也要个链接给自己买一个”(S-29)。54岁来自河北的餐厅服务员顾阿姨也会和一起工作的姐妹们商量着买衣裳，“想要啥衣裳就和俺们店长说，他在手机上给我们买，都不用俺们操心，衣服到了我们再给他转钱”(T-29)。以网购为媒的社交时常也能延展至流动女工的职场之外。由于拼多多等平台上的团购设置，北京的流动女工往往会向家乡的朋友发出拼团要求，如54岁的保洁员李阿姨说：“发个朋友圈真的能收到回应，有时候还是河南老家很早以前的朋友，因为一起买东西，之后不免多拉呱两句，长久不联系的朋友慢慢就找回感情了。”(F-17)不难发现，校园流动女工结伴购物的实践，既克服了网上购物商品拣选的困难，又营造了归属的心理感受，也为身在异乡的打工者提供了与家乡旧友联络的机会，在她们的日常社交中发挥了工具性作用。通过检视校园流动女工网购的日常实践，我们发现了她们对网络购物大量的时间投入与尝试以网购为依托开展社交的特点。流动女工精心追求性价比的“理性”购物实践与结伴购物对社交需求的代偿，恰折射出社会经济处境与流动为这一群体带来的影响。着眼校园流动女工网络购物的对象商品，我们得以窥见她们消费中的一种实用主义倾向。校园流动女工在网购中的实用主义集中体现在按需购物和按能购物上：一方面，她们拣选的商品严丝合缝地匹配着自己与家人日常生活中的基本需求；另一方面，她们购买的决策也与经济能力紧密挂钩。网购中的这种实用主义购物倾向貌似使校园流动女工群体免于消费主义大潮的冲击，为自我满足与个人欲望买单，但它也在无形中框定了她们在当今消费社会中的位置——一种由购物清单中的消费品界定的阶层位置。布迪厄指出，消费品味是阶级惯习的一种具象化的体现：社会底层追求必需品的消费品味与高社会阶层在消费中对奢侈、自由的追逐恰展现了截然相反的阶级惯习[50]。对网购中“买什么”的探索由此成为校园流动女工社会经济阶层的注脚。“漂”在北京的日子里，校园流动女工网购最常购买的商品无外乎衣物与食品，至于手机、家用电器等大件，则通常都是用坏了才会置换，“结婚时添置一批，之后就很少买了”(P-06)。当被问到最近在网上买到最贵的一件商品，访谈对象几乎众口一词地提及冬天的衣物：长羽绒服、派克棉服、冲锋衣是帮助她们抵御北京严寒的“利器”，为此，她们愿意花上两三百元，购置一件“材质比较好、质量过硬”的单品。来自河南的保洁员郭大姐去年在淘宝买了一件2000元的皮大衣，在打听清楚材质和做工之后，她还是花了好大工夫才终于下定决心——“她们说是貂皮的，值这个价。衣服穿上确实暖和，比羽绒服靠谱……这是我最贵的一件衣服了。我住在五道口，平时来学校或者去雇主家上门保洁都骑电动车，冬天需要一件大衣防寒”(A-35)。即使购买了“奢侈”的衣物，这个购物决定的背后仍然是郭大姐实用主义的考量。在她看来，这是在寒冷的北京生活工作的必要投资。校园流动女工实用主义的消费品味与她们节制、俭朴的生活方式相关联，她们中鲜有投身消费主义“陷阱”的案例。由于田野调查恰逢“双十一”将至，我们询问了流动女工对于网络购物节的看法。坚持“按需购买”的她们对这场标志着消费主义狂欢的网络购物节兴趣寥寥：年轻一代尚有趁着打折“买些护肤品”(O-37)、“囤点零食”(J-36)的计划，较为年长的阿姨们则坚定地表示了拒绝。来自黑龙江的宿管王阿姨表示自己“该买的平时都买了，这种扎堆买东西的活动从来不参与，也不买，也不去领券抢优惠凑热闹”(R-53)。对于许多校园流动女工而言，按需购物背后也隐藏着价格的逻辑。进而，寻找到与消费能力匹配的消费模式，按能购物，也成为这一群体消费品味的特征。留学生餐厅的厨师汪大姐和她的丈夫打算在双十一期间买一个床头柜，但她对消费者能否在价格战中获得真正的实惠存疑：“去年我和学校里的同学聊天，她说她双十一买手机，买完以后价格反而比平时还要贵……今年我老公提前好久就在关注价格了，就怕还不如平时便宜。”(Q-37)汪大姐也谈到了她的消费观：“宽裕的时候可以买好一点，但是没钱了、钱少了就买便宜的先用着，等以后条件好了再买好一点的。”(Q-50)在“买什么”的抉择中，校园流动女工常常回望自己的经济状况，并不自觉地将自己与消费的“档次”相连。虽然拒绝消费主义的实践，但她们仍然被卷入消费主义的话语之中，成为被消费定义的阶层。由此，在围绕校园流动女工网购“买什么”的探索中，我们明确了她们实用主义逻辑的两重意涵——按需购买与按能购买的实践映射出这一群体的消费品味，成为在消费领域中阶层惯习与阶层区隔的展演。在我们的鼓励下，校园流动女工纷纷对她们从事网络购物背后的意义进行了反思。这种对行动意义的界定是一种生活习惯内化成为社会学意义上的惯习的核心环节。参与访谈的女工们剖析了作为生活需求、社交需要、个体成就、自我满足、时代特征的网络购物，她们的表述从主体性视角展现了网购行动对于流动女性群体的特殊意蕴。对于校园流动女工而言，从事网络购物最本初的意义在于将她们从购物劳动的体力消耗中解放出来。在日常生活中，多数访谈对象自觉或不自觉地将个人与家庭购物的职责揽到自己的身上，这无疑为在校园从事繁重体力劳动的她们增加了又一重负担。“网络购物相对轻松，不比逛商场超市累得很，”24岁的奶茶店店员小高说，“我们在学校里干，空闲时间特别少，出去买东西都挺麻烦的。买东西这些事必须抽空去做，网购戳戳手机就能买，也算是节省了我们的时间和体力。”(O-41)虽然我们发现，部分校园流动女工为追求性价比的精挑细选会大大增加她们在网购上的时间投入，但相比负重穿行于人潮涌动的市场、商城，躺在床上刷刷手机的购物方式无疑轻松许多，从而成为多数流动女工的选择。网络购物也承载了校园流动女工的情感需求。在网购的日常实践中，拼团、砍价、结伴购物等操作均成为流动女工与身边同事和家乡好友的交流契机。许多女工独自外出工作，网购成为她们维系与家人联系的物质纽带，不论给丈夫买一件衣服，还是给孩子买些零食，都成为一种与家人沟通的方式，具有情感的力量与意义。一些受访的校园流动女工还将网购的意义解读为成就感。保洁员郭阿姨和丈夫去年刚供女儿读完了研究生，她直言家里的钱大多投入了孩子的教育，一直没有太宽裕过，钱是“一分分地省下来的”，所以要在网购里“找些实惠”：“网购的东西买得好，好像自己就会有一种成就感，东西又好又便宜，自己赚的钱能花得出去，而且想拍啥就能拍啥，这才是最让自己高兴的。”(A-39)不难发现，郭阿姨的成就感有三个维度：第一，价廉物美的商品是对她购物劳动成果的肯定；第二，网络购物是对自己与家庭经济实力和能力的确认；第三，通过网购把自己赚的钱花出去换取享受，也是一种工作中劳动回报的物质化具象。这种小小的成就感是日常生活中的“小确幸”，驱使着流动女工投入网购的实践。将网购视为自我满足方式的还有一位自称“网购成瘾”的特例。53岁的刘阿姨是学校教学楼前台的工作人员，她从老家河北来到北京已有两年，工作之余总喜欢在拼多多上买些小玩意儿。“在节省这一方面，我照别人差得很远。我买东西就像有强迫症似的，想到什么都会买很多，买到不想买了才停下来。比如这个手串，我一次就买了十来样，那个月一下就花了800多(元)……以前在集里买东西时我也有这个习惯，我逢集必去，每次不空手，有用没用非得提溜点东西回来。现在网上买东西方便，一搜就出来那么多样式，点一下就能买，更加容易控制不住……去年学会网购之后，因为管不住自己我不俩月就卸载了拼多多，但今年重新下载之后又忍不住了，这回过年回家后估计还会卸载，反复横跳。”(D-40)刘阿姨反思了自己“购物瘾”的源头，认为是对年轻时物质匮乏的一种补偿：“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好，姊妹兄弟六个，我是老四，那个时候我就一直琢磨着自己挣钱买喜欢的东西。那时我去苗圃种树苗，特别累，一天才挣三块钱，就是为了攒钱买双鞋，或者给自己弄身衣服啥的……年轻时的愿望都没实现，现在有点钱，就想着把喜欢的东西都买下来。这是一种快乐和满足，也是一种补偿。”(D-40)网购带来的满足感确实成为一些校园流动女工网上消费的驱动力：成长于农村或小城镇的她们或多或少地在生命中体验过匮乏的感受，而被网购平台具现的物质丰盛配合着她们外出务工、经济相对独立的消费状态，诱引补偿性的消费。虽然没有达到刘阿姨一般“成瘾”的程度，但不少受访者也坦言网购时会“买完还想买”(R-42)，“心情好的时候买，心情不好的时候也买，作为一种发泄”(M-41)，“一年里会有几次这样的冲动”(A-39)。此外，一位受访的流动女工将网购识别成为这个时代的生活方式。55岁的保洁员王阿姨虽然自己网购不多，却悉知女儿网上购物的习惯。“我姑娘每天都在网上买东西，买衣服不合适就退，每天都在收包裹、寄包裹……人家就赶上了这个年代，这就是当下的生活方式。家长虽然不理解，但孩子大了也管不了，她感觉好就买吧，自己挣钱自己花。”(N-41)当王阿姨认同网购是这个时代的一种生活方式，她便不再使用个体的经验和价值来审视网购的意义，而在潜移默化之中，网购也裹挟着这个时代中消费的意涵，进入了她的生活。校园流动女工对网络购物意义的反思与剖析揭示了她们如何将网购内化成为一种惯习。网购行动作为一种日常实践，也承载着校园流动女工主体性的意义建构。这种意义建构囊括并连接起校园流动女工个体的生命经验与心理状态、群体的需求、所属阶层的样貌与时代的特征，进而以一种隐秘而日常的方式指导着校园流动女工的网购实践，形塑着她们的网购行为与偏好。在“为何买”的剖白中，校园流动女工言明了她们对网购的实际预期，而反思网购这种行为和网购商品所具有的社会意义和价值则串联起上文校园流动女工“在哪买”“如何买”“买什么”的实践。作为惯习的网购以生活方式和消费行为媒介，展现出校园流动女工所占据的社会空间位置。在识别网络购物作为校园流动女工“新”惯习的表征之余，本文也尝试探索这种惯习的根源，进而厘清其背后的建构要素与机制。网络购物作为一种群体惯习之所以为“新”，是因为它依托着近十年来国家蓬勃且高速发展的网络、物流技术，以一种全新消费样态的形式进入校园流动女工的视野与生活日常。然而，从社会角度审视这一惯习的生成，校园流动女工在网络购物的行为、选择与品味也深深地内嵌于中国社会的结构关系与文化传统：性别文化、家庭性别分工、城乡二元结构、改革开放以来的大规模人口流动均在不同程度上形塑了校园流动女工网购惯习的样貌。通过梳理校园流动女工对她们家庭、社会关系、流动和生命史的表述，我们识别出两条惯习建构的主要脉络。校园流动女工网络购物的惯习由物质和社会共同建构——在物质层面，日新月异的技术物进入流动女工的日常生活，使她们得以将网络购物作为媒介，筹谋自己与家人的生活开支，无声地对抗长期以来社会阶层间资源分配的不均等；在社会层面，工作机会驱动的流动为女工们带来全新的城市生活经验，却又无法割裂她们与原生家庭、原生社区中传统性别文化和性别制度安排的联系，她们在日常生活中对自身社会—经济地位和性别身份的审视与思考塑造了她们网络购物中的种种倾向，而她们所处的时空情境也为这种惯习增加了新的注脚。不难发现，两条脉络中均有新与旧两类因素的碰撞。通过探讨网购惯习的建构过程，我们得以管窥校园流动女工群体身份的复杂性以及她们在这个时代中的生存处境。我们对校园流动女工的正式访谈大多从手机开始：谈论彼此手机的功能、性能是开启一段具有“日常感”谈话的切入点，因为大多数访谈对象都对自己的智能手机如数家珍。她们或赶着时代的潮流，在七八年前就实现了移动设备的“智能化”，或在近一两年趁着外出务工的机会添置了智能手机这个“新家什”。智能手机在流动校园女工群体中的普及是网络购物成为一种群体惯习的物质基础。相应地，近年来中国物流业的进步与繁盛也大大降低了消费者端担负的运输成本，成为许多流动女工“入坑”网购的技术保障。然而，信息、物流技术的长足发展并没有颠覆传统的经济资源在不同阶层中的分配。在日常生活中，流动女工和她们的家庭依旧面临着各式各样的匮缺。由是，网购这一惯习被校园中的流动女工群体赋予了“修补匮缺”的意涵。校园流动女工群体的手机全面“智能化”根植于近十年来制造技术与信息技术的革新。一方面，对于校园流动女工而言，手机价格的全面下降使得入手智能手机的门槛大大降低。如眼镜店店长王姐回忆：“大学毕业那阵IPhone 4刚出来的时候我就想要一个(苹果手机)，但那时(苹果)手机价格真贵，买不起……现在也贵，但手机价格没有工资涨得快，现在想买要个苹果手机还是很容易的。”(C-11)另一方面，技术的进步加速了手机的更新换代，比如保洁员李阿姨、食堂服务员高阿姨，她们就使用着丈夫、子代迭代下来的旧手机。如高阿姨所说：“年轻人手机换得快，我姑爷这个OPPO手机才用了两年就买新的了，于是淘汰给我用，我给手机换了个壳，这不也和新的一样嘛！”(H-12)与此同时，技术更迭也使得“换个新手机”逐渐日常化，促使手机作为礼物在亲人间流动。留学生餐厅的厨师汪姐的第一部智能手机就是丈夫送的礼物，无独有偶，保洁员薛阿姨、宿管王阿姨近期也都收到了子女赠送的手机。智能手机在家庭内部的迭代与流动使得女性——尤其是中老年女性家庭成员——有更多的机会获取数字设备，进而得以克服其传统意义上的信息通信技术获取劣势[51][52]。此外，调研发现，逐年下降的通信费用也助力着智能手机在校园流动女工群体中的普及。我们的访谈对象大多选择30-100元的月费套餐，除此之外便“不再多花钱”，甚至有女工办理了花费500元用两年的校园套餐，进一步压低了通信成本。由此，技术以数字信息资源获取的普及为渠道，为网购进入校园流动女工的日常生活、进而成为一种群体惯习铺平了道路。当手机不再作为校园流动女工家庭内部的稀缺资源时，这种资源分配的性别差异也被自然地消解。53岁的教学楼前台工作人员刘阿姨回忆起早年间家里的老手机：“那是1999年，当时价格挺高，但我老公还是咬牙买了一个诺基亚。他主外，在外面工作需要，我没上班，琢磨着要手机也没用，就没买这个。”(D-11)彼时，仅具备单一通信功能的手机作为个人与外界联系的纽带，其在夫妻间的分配恰对应着“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性别分工，丈夫对手机有着优先的所有权与使用权。然而，当手机进入智能化时代后，校园流动女工家庭中的手机设备获取，与其说趋于平等，毋宁说产生了一种对女性家庭成员的偏向。一方面，如流动女工所展示的，智能手机已经成为她们离开家乡、进入职场的必备工具，不论是教学楼前台、餐厅服务还是保洁，都需要通过微信群随时接受主管任务、与同事保持沟通，而疫情期间校园内外的健康宝扫码要求，也使智能手机成为她们生活中的必需品。另一方面，当女性担负起作为家庭再生产劳动的网购，践行着女性“主内”的家庭性别分工时，她们对于智能手机的使用需求也悄然超越了配偶。诚如54岁的餐厅服务员顾阿姨的抱怨：“我家老头不要智能手机，他就用他那个老年机……我觉得老年机也挺好，智能手机看得我眼花，但现在啥都在手机上，家里总得有台智能手机才行。”(T-16)除了近年来中国通信技术的长足发展与智能手机的普及，物流技术的革新也是网购得以进入校园流动女工日常生活、进而被固化成为一种惯习的物质保障。“送货上门”解放了她们进入职场后被工作压缩的时间和劳动挤占的精力，而网购背后物流成本的降低则打消了校园流动女工参与网购的顾虑和疑虑。教学楼前台的刘阿姨是网购“大户”，但她开始大量网购其实仅始于去年：“网上的东西看着好，但质量摸不着，一般买十回有八回上当，从去年开始拼多多有了免费退货政策，他们包邮费，我这才敢放开买。”(D-52)被技术发展压低的物流成本虽然仍以商品利润的形式向消费者转移，但“包邮”“免费退换”无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成为校园流动女工选择网购的一个原因，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她们的网络消费行为。然而，我们必须指出，本文关注的校园流动女工群体绝非互联网、物联网时代红利的最大受益者。离开家乡走进校园、大多从事着基础性体力劳动的她们仍然被牢牢圈定在社会底层。在新技术打造出一个又一个“财富神话”的当下，社会的阶层差异与收入鸿沟进一步扩大，而作为城乡发展不平等、社会分配不公正、被资本差异支配着的阶层固化的“牺牲品”，校园流动女工群体的生命历程中贯穿着资源的匮乏。网络购物的惯习是校园流动女工群体乘着新技术的东风修补传统资源匮乏的日常生活实践，由这种惯习引申出对购物渠道的选择、追求性价比的“理性”、按需购买的消费品味和对行为意义的自我建构，皆是她们对生活中的匮乏及其背后不平等的无声回应。在校园流动女工网络购物惯习的物质建构中，新技术与传统经济资源占有的两条线索间存在着巨大的张力。(二)社会建构：性别文化传统、流动群体身份与新生活方式的时空碰撞校园流动女工的网购惯习同时也是她们的多重社会身份及其背后的社会结构与文化的共同建构结果。一方面，流动女工们主动走入职场，开始分担或承担家庭中“主外”的职责，但作为深深嵌入家庭的妻子、媳妇、母亲，即使身处千里之外，她们依然无法挣脱与性别身份绑定的妻职、母职。绝大多数参与调研的校园流动女工都身处“内外兼顾”的家庭分工要求与压力之下，她们或主动或被动地揽下购物等家务劳动，而网购则成为她们参与家庭再生产的重要工具与媒介。另一方面，“北漂”为流动女工带来全新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形塑着她们的社会身份，在流入地与家乡生活经验的对比过程中，女工自我强化了作为“外来者”的标签，而这种身份标签深刻地影响着群体网购惯习的生成。纵观校园流动女工群体网络购物惯习的社会建构，我们识别出性别与流动两条交织、碰撞的主线，而校园与疫情则作为重要的时空情境，为这种惯习的生成与展演提供了注脚。校园流动女工从事网络购物是家庭传统购物分工在互联网时代的延续。对于许多受访的校园流动女工而言，网购不仅是为了满足生活需要，也是她们对自身性别身份在家庭分工与社会文化中的回应。保洁员郭大姐家里的大小购物一应由她从网上包办。在她看来，购物在传统的中国家庭中是妻子的“分内事”，因为女性“好买”“会买”，也“知道买啥”——“大部分家庭里都是女的干家务，所以由女人买东西是因为她知道家里需要什么。丈夫不会觉得家里的女人管钱花钱会让自己的威严受损，但凡明事理的男人都不会这么想。”(A-30)同是保洁员的薛大姐在访谈中应和了这一观点：“男人都贪面子，不会搞价(讨价还价)，人家说一百(元)他就给人家掏一百(元)就走了，女的哪怕五块钱也会争一争，少五块钱九十五(元)就能拿走，这不是实惠吗？男的好面子可不成。”(B-02)此外，薛阿姨和眼镜店店长王姐、食堂服务员高阿姨也纷纷表达这种观点，如王姐所说：“男人心粗，他们不懂什么好，就是不会买东西……可能是我眼光比较好吧，他也比较信任我这一块，到最后家里东西都是我买，不和他商量。”(C-30)不难发现，受访者接受并认同社会对女性特质的传统定义，并将其投射到自身的家庭生活实践中来。心细而眼光高明、务实而不好面子，这种性别特质的自我认知使得她们在网络时代也自觉地扮演家庭“买手”的角色，为家庭承担起购物的再生产劳动。与此同时，网络购物也成为受访女性在外出务工的流动生活方式中实践其对家庭成员照料、照育责任的重要依托。在访谈中，“顾家”是校园流动女工提到的一个关键词，“女人要顾家”的说法体现了她们对与传统性别社会角色和义务绑定的女性家职的确认。不少与丈夫分居两地的女工通过网购为丈夫置办衣物用品，而以购物的方式对长辈与小辈远程表达关心也成为她们对“顾家”品质的日常实践。譬如，眼镜店店长王姐就时常会在网上买些吃的用的，寄给她远在湖北老家的爷爷奶奶和丈夫的爷爷以表孝心——“老年人需要关心，这种网上买的东西不是礼物，就是纯粹照顾他们的生活。我们在北京，不能在身边照料，就只能通过网上买，年节回老家再给他们多置办一点……我老公工作忙，购置两边老人的物品都由我来负责。孝心是不分你我的，但事情一般都是女人做”(C-31)。在调研中，我们也识别出网购作为女性对家庭成员照料义务的代际转移，年长的校园流动女工会作为被照顾者，接受小辈通过网购递送的心意与关怀。59岁的保洁员张阿姨独自外出务工，她的生活用品大多由儿媳妇网购后寄到校园。张阿姨直说自己“有福气”：“儿子也关心，三天两头打电话，让我在外面不要不舍得吃用，但说归说，就是不做实际行动。儿媳妇关心完了东西立马就到，前两天打电话听我嗓子不舒服，马上就把金嗓子寄过来了。”(I-31)在成员处于流动状态的家庭中，网络购物能够协助实现跨地的物质流动和情感维系。这种模式的代际传递同样是性别的：张阿姨对儿子的嗔怪和对媳妇的认可充分体现了她对子代家庭分工中性别分工的认可和儿子、媳妇各自性别角色的认同。校园流动女工大多处于收入金字塔的底层，金钱作为中低收入家庭的核心资源，大多源自成员的工资性收入，流向成员的日常开支。消费是校园流动女工家庭处置金钱资源的最重要方式，“谁花钱”和“谁管钱”通常紧密联系在一起，以消费为标志的货币财产支配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家庭中两性成员间的权力关系。校园流动女工的网购惯习建构根植于家庭、社区的社会性别传统，同时也反作用于家庭内外的性别权力关系。中国传统家庭中“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逻辑在财务领域体现为开源与节流之分，它们并非割裂的两个领域，其背后是夫妻共构的核心家庭稳定与家庭利益[53]。在多数校园流动女工的家庭中，流动与互联网协同作用，模糊了夫妻在财务领域“主内”与“主外”的分工样态——一方面，流向北京的校园流动女工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家庭场域内隐形的家务劳动，转而通过打工的工资收入输血家庭，这将她们推向了“开源”一端，大大提升了她们在家庭中的经济地位；另一方面，通过网购，流动女工即使离乡也可以把握家庭购物的操控与决定权，作为技术与品味的网购展现出一定程度的排他性，这强化了女性成员“好买、会买、知道买啥”的家庭消费主导者角色。“内外兼顾”成为校园流动女工在家庭性别分工实践中的普遍状态，网购的惯习与实践无疑提升了她们在家庭中的性别权力地位。当然，家庭性别分工对校园流动女工网络购物惯习的塑造和网络购物惯习对她们性别权力地位的影响均具有一定的情境性，上述分析仅揭示了一种趋势与机制。在调研中，我们也发现了一些特例，譬如保洁员王阿姨与丈夫各有各自的收入，在网络消费的过程中通常分头购物，各自支配自己的收入，她认为是一种夫妻间“平衡”的状态。保洁员李阿姨的丈夫则相对强势，他们夫妻间的消费也存在“内外之辨”——虽然在网上采购零碎的日常生活必需品被认为是妻子“主内”的家职，但家中的大宗消费，譬如购房购车、家居装潢等，还是会被认为是“外”，由丈夫包办。新近来到北京的教学楼前厅工作人员刘阿姨，仍延续在唐山农村老家照顾婆婆时的习惯，由丈夫定期为她微信转账生活费。刘阿姨网购“都花微信钱包里的钱”，而她自己挣的工资则全部存起来，放在卡里不动，过年一起拿回家。与之相对，长期与丈夫失和的韩阿姨在“北漂”的十余年来一直都保持着自己的经济独立，她的网络消费大多以“悦己”为目标，在“如何买”“买什么”“为何买”的选择上与校园流动女工群体的网购惯习存在显著的差异。在普遍的家庭性别分工基础之上，收入多少、外出年限、夫妻关系也影响着流动女工网购惯习建构的结果。除家庭性别分工与社会性别文化之外，以就业与经济收入为内驱力的流动也成为塑造校园女工网购惯习的重要建构性力量。在访谈中，一方面，校园流动女工纷纷谈及“北漂”的城市生活为她们带来的冲击，网购是她们为了适应都市生活方式而培养起的习惯。来自河北唐山的教学楼前厅刘阿姨和来自山西临汾的保洁员王阿姨在来北京之前都住在农村，老家大集的便利让她们记忆犹新，而在北京则没有与她们农村生活经验匹配的购物场所——“老家两天一集，就在村口，什么都有卖，抬脚就能买到。我在家时吃的穿的用的都在集上买……在北京不仅没有集，还没有市场，想买东西通常要跑好几个地方，我们哪有这个工夫？”(D-17)受限于城市规划与购物设施，身处北京市区的校园流动女工无法找到集市这样便利的购物点，而忙碌、冗长的体力劳动也大大压缩了她们留给购物的时间，由此，她们转向网络上的“市集”寻求替代，进而投身网购的日常实践。另一方面，校园流动女工也时常在日常的购物实践中审视、反思自己的身份。流动的生活经历与其普遍在城市中从事的基础性体力劳动为她们打下“外来者”与“低收入者”的身份烙印。实体商业场所消费过程中的潜在歧视与自我身份认知引申出的耻感，将校园流动女工推向网络这个私密性的购物平台。57岁的保洁员薛阿姨向我们坦诉了她在北京实体店购物的不愉快经历：“之前在临汾家里边的时候很少在网上买东西，因为家乡人熟悉，跑到哪人都认识，买东西还可以搞搞(讨价还价)。现在在北京，哪儿都不熟，我也害怕跟人家搞(讨价还价)，怕被人家骂，不敢出去……我是农村来的，普通话不好，有时候他们烦了就不搭理我，我也比较担心这样还硬问可能会起摩擦和冲突，所以久而久之就也不愿意去(实体店)买东西了……网购起不了冲突，至少你也不用跟别人说什么，看中了就买，看不中自己再找。”(B-43)在薛阿姨眼中，方言是她在北京生活中与他人沟通的障碍，而自己“外来者”的身份则不免招致歧视。对于薛阿姨而言，原本线下购物时自然的人际交流反而成为一种压力，而网络购物则是避免不愉快的最佳途径。无独有偶，54岁的餐厅服务员顾阿姨对自己在学校超市的几次购物体验也不甚满意，她在访谈中告诉我们，“北漂”生活中，校园流动女工不免会将自己的生活水平与城市居民比较，而诸如超市、商场等实体购物场所恰是展演这种差异的场所。流动女工购物时的“斤斤计较”“畏首畏尾”通常与她们的经济状况相关联：她们需要精打细算地支配自己微薄的收入。作为城市里的低收入群体，她们不愿意把这样的消费惯习示于人前，暴露自己经济上的窘迫状况，而网络空间能保证购物实践的私密，进而掩盖这种耻感。由此，我们辨明了“流动”作为校园女工网购惯习社会建构因素的两条进路：都市的生活方式与流动者的自我身份界定在无形中将她们推向网络，并定义着她们网络购物的模式与品味。最后，本文将目光投向校园流动女工网购惯习的时间与空间维度。2020年初暴发的新冠疫情与女工日常工作、生活的校园交织成这种惯习社会建构的时空情境。如前文所述，疫情暴发以来，女工们原本时常光顾的北京百荣、大红门等大型综合市场陆续关停，出于安全考虑，许多校园流动女工开始执行两点一线的生活，将消费转移至线上。疫情对校园经济的冲击是显著的，许多服务性岗位的工资下滑明显，批量购买、囤积物资成为生活中的惯常操作，这也使得校园流动女工转向网购这种经济、便捷的购物模式。疫情期间，N大学多次实施封校政策，后勤管理机构与物业公司对校园流动女工的轨迹管控十分严格，每日要求扫码上报的操作使得智能手机成为女工的标配，在硬件设备层面支持着网购惯习的流行(S-15)。而身处疫情封控下的校园，当女工们的行动被牢牢限制在这一方空间时，她们选择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投入网购：网络购物不仅成为日常消费的主要渠道，使得她们得以乐此不疲地实践按需、按能购物的消费原则，寻觅物美价廉的商品，也构成彼此间、家人间联系的纽带，成为一种精神与情感的寄托。在围绕校园流动女工网络购物的偏好与意义建构的信息收集基础之上，本文梳理并呈现了网络购物实践作为一种群体惯习的表征与样态。第一，多数校园流动女工认可网购便捷与经济的特性，她们熟练掌握网购的技术，并开始摈弃传统的线下购物方式，她们的经济状况、生活空间、工作安排、家庭组织形式共同固化了这种购物方式的偏好。第二，在网购实践中，对于物美价廉的追求使得精挑细选与精打细算成为常态；流动女工往往会通过对网购的大量时间投入换取性价比，而她们购物的实用主义偏好则定义了按能购物、按需购物的消费品味，鲜有坠入消费主义陷阱的案例。第三，网络购物同时回应了校园流动女工生活、社交的双重需求；网络购物的背后有着校园流动女工的行动意义建构——它既是一种个体性的自我满足，也是一种群体性的阶层定位，更是女工在日常实践中回应时代潮流的方式。本文对于校园流动女工网络购物的观察依循现象学的传统：在悬搁预设、朝向事实的基础上，力图通过特定时空中流动女工网络购物现象的还原与描摹，捕捉主体看向实事的当场过程，进而形成一种对行为本身与意义建构的“解释性理解”[54]。在截面式的现象捕捉之余，本文尝试探索购物这一日常行为背后的深层结构。校园女工网络购物的行动实践与意义剖白事实上是一种惯习在特定场域中的展演：研究者得以从校园流动女工的生命史中窥见她们个体经验与心智结构，其上寄托的历史关系和价值取向塑造了一种群体性的思维、知觉与行动。在消费层面，这种群体的倾向性作为一种带有阶层标签的购物品味，体现为流动女工对网络购物的热衷以及她们“在哪买、如何买、买什么、为何买”的特征。技术与社会因素共同塑造了这种惯习：一方面，校园流动女工尝试利用技术手段为家庭修补传统意义上的资源匮缺，信息、物流技术的长足进步虽然提升了女性的能动性，体现于她们所积极从事的网络购物实践，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其生活中资源匮乏的事实；另一方面，对于大多数校园流动女工而言，外出务工并未使她们脱离传统的性别社会制度与文化，网络购物是互联网时代家庭再生产劳动的新形式，它自然地落到女性家庭成员的肩上，并与“顾家”的角色期待联系在一起，使得流动女工成为网购的主体，并在实践中撬动了她们对自己作为城市中流动者与外来者的身份反思。那么，网络购物背后的两股支配性要素——物质性的技术更迭与社会性的结构传统——又是如何相互作用，令校园流动女性的群体身份具象化地投射于网络购物实践之上，进而折射出她们的权力地位及其所遭受的社会不公正呢？毋庸置疑，校园流动女工兼具有多重弱势身份。以交叉性理论视角检视中国大城市中的女性流动务工人员处境，性别、社会来源(social origin)与职业共构了她们的交叉性弱势[55]。这三重社会身份均与信息技术交联，技术对流动女工群体社会身份的影响体现在日常生活的消费实践中。第一，在性别维度上，虽然技术的长足进步使得数字设备不再成为一种稀缺资源，女性家庭成员逐渐与男性成员获得均等的数字机会，但传统家庭性别分工的“内外”依旧投射于数字设备与资源的使用上——网购是一种被信息技术改变形式的家务劳动，由女性承担。技术看似改善了购物劳动承担者的福利，但并没有实质性地颠覆根植于性别分工中的不平等。校园流动女工的经验表明，网络购物看似是一种“放松”“娱乐”，事实上却是一种需要大量时间、精力与智力投入的家庭再生产工作。信息技术在一定程度上隐去了购物作为劳动的本质与价值，使之不被家庭承认，甚至不被妇女自己承认，这不仅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父权制的家庭分工，反而是在隐藏、遮掩的过程中维系、加强着性别不公正。第二，在社会来源维度上，流动女性的“外来者”“低收入群体”标签被她们的消费品味进一步强化，虽然将购物迁移至相对私密的线上平台能够帮助她们避免实体商业场所中的潜在歧视，但网络购物实践中的购物决策、搜索逻辑、平台选择都是以信息技术为媒介建构而成的阶层消费惯习：网络购物并未拉近校园流动女工与城市中产生活方式的距离，相反地，技术塑造了线上购物领域的分野，网络商城成为阶层差异展演的全新场域。第三，在职业维度上，在校园中从事基础性服务行业的流动女工大多需要以高强度、长时间体力劳动换取微薄的薪资回报，她们职场弱势地位的背后是劳动力市场对女工群体性别、年龄、户籍、文化的多重不公正与歧视。通过检视校园流动女工的数字设备使用，我们发现，她们的职业并不支持对信息技术的有效利用进而达成自我提升的目标，而网络购物——作为校园流动女工主要的数字设备用途——也并不具备通过资本积累扭转职业劣势的功能。进而，对信息技术局限的利用方式进一步扩大了流动女工群体与当前时代数字“赋能”的实际对象的差距，加剧了她们在城市社会中的边缘化。在针对妇女减贫的发展学研究中，李小云等学者提出“赋权异化”概念，借以描述在福祉普遍提升的事实下，福利流向强势群体，弱势群体无法获得相应资源与回报的现象[56]。诚然，网络购物以数字信息技术与物流技术的长足发展为依托，为社会带来整体性的福利改善，但交叉性的多重弱势身份使得校园流动女工作为福利异化的作用对象，并未得到技术的有效赋权。相反，当数字时代红利向特定群体倾斜之时，流动女工面临的社会不公呈现加剧趋势。网络购物及其背后的技术更迭无法撼动当代中国的性别传统文化、城乡二元结构与社会分层固化，这是赋权异化现象的深层次原因。
《妇女研究论丛》是由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主管、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和中国妇女研究会主办的全国性学术期刊。1992年创刊，1999年成为中国妇女研究会会刊。 本刊为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CSSCI)、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HSSCJS)、全国中文核心期刊（CJC）、中国核心学术期刊（RCCSE）、中国科技核心期刊（社会科学版）、中国人民大学 “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期刊。本刊主要栏目有：理论研究、实证研究、法律与政策研究、妇运观察与历史研究、文学•文化•传播、国外妇女/性别研究、青年论坛、研究动态与信息、图书评介等。本刊已启用在线投稿系统，不再接受电子邮箱以及其他途径的投稿。作者可登录本刊官方网站（www.fnyjlc.com），注册后进行投稿，并可以随时登陆系统查询稿件状态。投稿过程中如遇到问题，可通过官网首页的电话与本刊取得联系。本刊原投稿邮箱luncong@wsic.ac.cn将作为编辑部联系邮箱使用。本刊不收取包括版面费、审稿费及印刷费等在内的任何费用。官网投稿平台：www.fnyjl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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